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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版社在没征得作者同意，没有得到作者授权的情况下擅自篡改其作品，无论篡改的是词是曲、是部分还是全部，均是一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

不过，这答辩倒是讲了一句实话：这样对作品的修改“屡见不鲜”。

的确如此，音带出版中曾经刮起一股甚嚣尘上的填词风，许多健康优秀的歌曲在这股风中在劫难逃。

《大海航行靠舵手》被改为：“大老爷们儿爱老婆，见了老婆笑呵呵……”

《心中的太阳》被改为：“外面有个情人，家里有个爱人。我不知道，哪个更好……”

《我热恋的故乡》被改为：“我的老婆并不美，矮矮个子罗圈腿，长了两条扫帚的眉毛，人送她外号叫大嘴……　”

《我是一个兵》被改为：“我是你爸爸，挣钱给你花，买了一个乒乓球，花了一毛八。叫声儿子呀，告诉你一句话，咱们以后改过来，我管你叫爸爸……”

《枉凝眉》被改为：“穿的是比基尼，三点式游泳衣，戴的是西铁城表，日本公司无偿赞助的，刚从美国好莱坞回来，国际超级影后，就是时髦的林黛玉……”

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痞子歌”。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侵权，而是对作品的肆意践踏！

一位音乐家对此气愤地说：“孬词套好曲，这太不象话了！听起来实在不堪入耳，顿感受到莫大侮辱。一些人干这种侵权的事真是肆无忌惮！把庄重的贬为轻浮的，昂奋的贬为懒散的，健康的贬为病态的，这绝不是一般的幽默调侃，而是破坏人们的审美情趣。他们干这种事的时候，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原作者的权益！”

尽管“屡见不鲜”，崔健没有放过对文化艺术出版社的侵权行为的申诉，北京市版权处也没有放过对这家出版社侵权责任的追究。最后，文化艺术出版社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对录音带的母带作了消磁处理，并向作者致歉、赔偿。

但是，更多的侵权者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直到如今，这种填词风还没有完全刹住。

创作千首名歌的音乐家为何靠打石头为生

叮叮当当，叮叮当当……

在山西省的大山脚下，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顶着风寒在凿石头。一把铁锤，一支钢凿。不停地撞击着，把他树皮般粗糙的双手震出了许多血口子。黑色布衣上蒙着一层石碴和石灰，脸上的皱纹间和花白的胡子上尽是石头粉末。

他是谁？

他叫史掌元。

史掌元！他不是那个著名的业余音乐家吗？他写过多少好歌曲啊！《唱得幸福落满坡》、《请到我们山村来》、《我为总理扎花圈》……

是的。他创作的民歌有一千多首。这些歌曲我们唱了几十年，唱遍了全国，还唱到了国外。广播电台播放，出版社出版，唱片社制唱片，音像出版社录制录音带……

这样的音乐家怎么会打石头？

如果是在国外、在版权保护制度健全的国家，他应当成为一个富翁！那么多单位使用他的作品，该支付多少版税、稿费！

但史掌元得不到版税，得不到录制费，偶尔收到的一两张稿费单，稿费低得可怜。歌手靠他的歌走红，音像社靠他的歌发财，但这一切似乎都与这位音乐家毫无关系。

凄清困顿的晚年！

叮叮当当。当当叮叮。

老人在打石头，明显的，他的体力越来越支不住了。

这时候有记者找到了他。

他通过记者发出了呼吁：“我已年老体弱，实在打不动石头了。我跟党干了一辈子文化工作，晚年只好重操旧业打石头，难道得不到一点社会帮助吗？”

他那苍老的手在打石头。

一锤，一锤，不是在敲击着我们的心吗？

他要的是“一点”，而不是很多。他要的是“帮助”，而不是版税。他也许至今都不知道版税是什么，版权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应当得到的根本不是别人的帮助或施舍，而是天经地义的权利——作者的经济权利。

这种经济权利，简单地说，就是作者从他人使用其作品的收入中分得合理份额的权利。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作者因他人使用其作品而获得金钱和物质报酬的权利。这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你使用了人家的作品并从这种使用中得到了收入，难道不应当给作有一部分吗？

正是这个简单易懂的道理，被我们许多同志混淆了，甚至颠倒了，颠倒得荒唐、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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