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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些文物的照片，有关部门才引起了重视。不过，这已是水过三秋，该富的一些人腰包都装得差不多了，有些人家里的博古架上也摆满了，该送的领导也送了。现在，文物被管起来了，文物贩子也烟消云散了。到哪里去找文物？有钱也难买鬼推磨啊！但是，北京的老爷子要，又是关系到给市里的紧俏产品的分配指标，不弄到，行吗？任何东西，哪怕狗屁不值，只要一垄断，就身价百倍，垄断者可以颐指气使，可以不可一世，更可以从中渔利。二十年前，卖肉的、卖煤的、卖米的、卖布的……不是都身价百倍，令人趋之者若鹜，讨好者成群吗？最后，刘枚只好向丁书记求助，才从一个县文管所里半买半调地搞到了手。

今天，她要把这东西带到北京，当面交给卫总裁。前些日子，贺处长打电话告诉她，说他要去北京开会，问她有什么事要办。她都没有说玉如意，这不是千儿百把块的事。她要亲自办，一是怕有个三长两短，二是尽量减少知情者。

电话铃又叫起来。她烦，不接，等它叫个够。

十点多钟，仲秋桌上的电话突然叫起来了。

说突然是事出有因，从他上班到现在，除了他打出过三个电话外（其中一个是打给金石公司总经理刘枚的，另外两个，一个是打给派出所，一个是打给江兵的单位，都是为了同一件事），没有一个电话打进来。这是他当主任以来很少有的寂静。

每天，只要他在桌前一坐，电话铃就响，对方好像有无线电监控设备，看见他来了似的。这个电话刚接完，将耳机一放到机座上，那电话铃又惊乍乍地叫，赶快又抓起耳机。好多时间，社会生活部几乎成了“信访办”，或者“市长公开电话”，弄得他没办法工作，没办法写稿。无奈，很多稿件，他只好在家里写。在家里写也不轻松，两室一小厅，妻子要看电视，有时兴趣来了还要打开影碟机OK几句，吵得你没法写稿。你要她将音量调小点，她说小了出不来效果。你再说，她反说你这个人没情趣，不如人家那些男人会生活。他只好等妻子睡了来写，时间长了，她又有意见：“你来睡将我惊醒了，半天睡不着！”他只好忍气吞声，心里感慨万端：女人啦，已经被时代和社会宠成了双刃剑。你要努力工作，多挣点钱，必然要花去一些休息时间，她有意见，说你不会生活，没有情趣，不陪她散步、跳舞、唱歌；你把业余时间都用来有情趣会生活，她又有意见，说你看人家小芳的男人好会挣钱，买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的房子。王姐的男人才得行，当总工程师了，还是人大代表！办公室不行，家里也不行，有时，他只好跑到图书馆去写，图书馆关门了，他就到咖啡馆去写。

这是今上午打进来的第一个电话。仲秋把听筒放在耳边，里面就响起了一个浑厚的专县地方口音：“仲秋呀，我是向太明。你过来一下，有点事。”

向太明是去年调到晚报做第一副总编的。他是宣传部副部长文来富的老关系，好像当年还在他的手下工作过。来报社前是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调到报社是准备接现在的一把手、总编邹平的班。市里的领导特别是丁副书记对邹平已不满意了，尽管他是科班出身，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但老不听招呼，总爱出点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市里说车匪路霸、强奸杀人、吸毒卖淫这些东西要少登，最好不登，他却说这些是新闻，老百姓有知情权，可以登一些，要不报纸就太平实了；市里说老百姓反映的有些问题不能登，以免扩大，引起举一反三，他说报纸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写进宪法了的，等等。诸多表现，不像一个政治家。向太明来时，是丁副书记带着宣传部青部长、常务副部长文来富等人来宣布的，说他党性强、政治觉悟高、有长期的基层工作和政治工作经验，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稍嫌不足的是业务水平欠缺一点，但是他在县里参与过县报的工作，对报纸的情况也是很在行的。他虚心好学，不断进取，拿了好几个文凭，在县上是有名的通才。现在，他还在读研究生班。市委充分相信，在他的协助下，晚报会办得更好。他来了不久，邹平就被安排进了党校。此时，向太明找他，会有什么事？

他搁下耳机，关上抽屉盒，随手拉过门乘电梯来到二十楼。向太明埋着头正在写什么，仲秋推门进来，他头也没有抬，像进入了无人之境。

“向总，”仲秋站在那里，不知说什么是好，说“你找我”，这是明知故问，说“我来了”，这是屁话。想了想，干脆什么也不说了。

向太明仍然埋着头，一副专注的样子，只是从喉咙，也许是从鼻孔里冒出一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