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2/4 页)

大半个整天，早上八点出发，下午三点到达。花这点时间不算什么，可父母亲就是不能轻易地从东台到苏州。那时，一张单程车票不到四块钱，这个数字不仅对父母亲，对我们村上的人来说，都是个不小的数字。八十年代初的苏北乡村虽然开始有了点生气，但贫困仍然伴着日出日落，没有止息。我到大学报到的当天夜间，同室的一个江苏如皋县的同学由他父亲陪着到了宿舍。他告诉我们，他父亲凌晨就起床了，骑自行车从如皋把他驮到了苏州。不坐汽车，省下了三块多钱。所以，读大学四年，很少有家长到学校来看自己的孩子，也很少有同学会在学期中间回家。我们都等着回去过年。

寒假终于放了。提前订票时我盘算了一下，如果坐车到县城，需要到表姐家住一宿，第二天才能回家，既折腾人家也折腾自己一夜；我索性买了去安丰镇的车票，到那里再转汽车，顺着安丰到时堰的公路，中途下车再走一段路，前后大约一个小时就能到家门口，坐在家里吃晚饭了。订好票，我写信给父母，告知自己返乡的日程。那些年的寒假短，二十天不到，而且放得晚，差不多到了腊月底。我到安丰镇时，小站的公路上挤满了人，我下车后的第一趟车怎么也挤不上了。又等了一个小时，从县城路过的汽车，在小站停了，门没开。卖票的工作人员和司机说了几句，车就开走了，车厢已经没有再上去一个人的空隙。这是最后一班。我提着一包行李，里面是带回来看的书，准备过年吃的一盒麻饼、两盒云片糕和半斤软糖。

我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小站的人都*了，我还站在那儿。三十里外的村上，父亲母亲还有两个弟弟都在等我。我知道他们都在等我。但没有电话可以打给他们，说我没赶上汽车，说我不知怎么回家。小站周围的灯亮了，我熟悉的乡镇夜景逐渐恢复在我的视野之中。如果正常乘车，我现在应该在自己家的灯光下。这时，有个中年人推着自行车走到我身边，问我去哪儿，他可以送我。我问他要多少钱，他说快要过年了，就三块钱吧。我再问可不可以便宜点，他说不能够再便宜了，快过年了，工钱不一样。他还说，现在是回乡过年的高峰期，你即使等到明天早上，从县城过来的车也不一定会停下来，这里不是始发站，何况你在镇上旅社住下来又要花钱。我出去读了半年书，读了半年《现代汉语》，普通话仍然不够标准，但回到家乡时，一下子又没能很快恢复讲方言，踏自行车的人肯定判断我是在外面工作的，终究不肯还价。但我口袋里确实只剩下两块钱零几分，坐不起他的自行车。这人看我不吭声，就失望地走开了。　。　想看书来

返回与逃离（3）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我到底步行了多少时间， 终于走到了村口，走到了家门口。凛冽的寒风最初还能穿过我的后背，但很快从脚底开始升温，背后逐渐有汗。

我庆幸自己这学期没有钱买皮鞋，去苏州时我带了一双凉鞋、一双布鞋和一双球鞋。从苏州出发时我就脱下布鞋换了球鞋，我知道家乡刚下过雪。如果像现在这样到哪儿都穿着皮鞋，那天夜里我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软软的鞋底贴着没有完全冻僵的地面，我始终快速地走着，我的膝盖知道半年的等待能否尽快地终止完全取决于我的步伐。我左右手不时换提背包，手累了就把背包搁在左右肩膀上听到有人在桥南叫我的小名，然后又朝桥北喊：“厚平回来了。”是我大姨的声音。

“王尧回来了。”母亲在桥北说话了，她叫我的大名。

当我现在这样叙述一九八二年初回家过年的情景时，依然记得自己心中不仅有对村庄的惦念，也有终于走出村庄的兴奋甚至荣耀。那时的内心，关于自己、村庄和未来的想象尚未成为后来常有的“现代化叙事”的一部分。

在我要接近村庄时，我想起自己高中毕业从镇上回到村庄的那个晚上。在“安时路”的另一端就是时堰镇，我在这个镇上的高中毕业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在我回到村庄之前，家住公社信用社的同学约了几个同学去他家吃饭，临结束，信用社主任出来这样对我们说。不仅是筵席，以前的一切都散了。回乡之路只有十五华里，但那时，我觉得仿佛走过了自己的一生。一九七七年七月，这是一个不同于一九八二年冬天的晚上。天空明净，所有的星星目送着我。田野、农舍、知了、青蛙、麻雀、蛇，一如既往在我的身旁身后。中学毕业了，我获得了自己的身份“回乡知青”。明天干什么，我不知道。我突然想起偷偷读过的《苦菜花》、《红旗谱》，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候是可能去“闹革命”的。我和稀奇古怪的人物、事情遭遇，幻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