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部分(第2/4 页)

新的详尽的管制机制鼓励了有限形式的竞争和对竞争性市场的效仿。这些现象的出现尽管部分原因在于政治动力的丧失，但也是由于对进入壁垒、沉没成本、边际成本、准确的价格信号、替代方法的可用性以及修补运行中的漏洞的有效性等的重要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0多年后，重要的几个管制机构都聘请了那些相信自己有能力激励、塑造市场，从而避免管制失误的经济学家。

比如在通讯行业，FCC采用了一种入门费用体系，仿效边际成本定价以向消费者收回固定成本。为了更准确地传达价格信号，这种体系要求精心设计的新型管制措施。与此相类似，FCC把对AT&T进行管制的传统收益率方法转变为新的“价格上限”（price　caps）方式。这种根据通货膨胀而设定生产线投入的价格上限是为了鼓励提高生产率和技术创新，但也需要进行诸多复杂的管制。在天然气产业，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于1985年颁布了一个称为《436规则》的基本标准。在这一规则中，州际管道公司可以相互在销售运输服务上自由竞争，但不能与它们的州内天然气销售运输业务和运费混合在一起，而且要允许所有买者和卖者同样自由地进入它们的管道网络。这个体系所追求的是仿效一种竞争性的、非一体化的市场，但准确地说并不是“放松管制”。在空气污染控制方面，EPA试验了一种“泡沫”（bubble）管制，这种对大型多点排放源管制的重点是针对结果而不是手段。1990年，当国会修订了《空气洁净法》后，EPA采用了一种“可交易的污染权”体系而不是源头控制体系，用来减少造成酸雨的硫磺气体排放。

这些措施产生了新的管制竞争体制，经济学家们普遍欢迎这种体制，认为它比先前的方法更有效。通过用市场敏感程度更高的工具来设计管制方式以塑造市场，管制者无疑是避免了行政干预这种最糟糕的扭曲。但是，管制竞争同样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其结果也是不可预见的，原因是：从竞争性资产中将垄断性资产分离出来需要复杂的成本界定；企业为更好地跨越受管制的产品市场边界而试图钻空子；更多的反托拉斯政策及其不可预见的结果。此外，受管制的企业仍然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者做出战略性选择，而且它们现在暴露于竞争之中，在经济衰退阶段就没有任何保护地面临着风险。这表明了“管制竞争”根本性的不对称。

结束语：政府在管制中的作用

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国式的管制以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的观念和制度不断发展。差别来自私有制和意识形态的承诺单一地结合在一种有限的状态中。即使在大萧条这一最黑暗的时期，国家也没有责备以前的私有制——只是谴责竞争——而且也只支持了相对有限的政府干预形式。美国人对国家权力的恐惧也有助于说明美国式的管制在权限上的分割，与州和联邦的机构、法院和国会交迭在一起。而且，它们更为强调过程而不是结果。1946年的《行政程序法》与普遍的司法观相结合，使得美国的管制程序错综复杂。美国的管制传统与其他国家的根本性区别是它极度依赖于不断发展的经济学原理。竞争和垄断的概念、寡头垄断下的竞争、边际成本分析以及可竞争性都为政策上的争论成功地提供了理论基础。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看，管制显然都被证明是动态的。

对管制很难做出一个纯粹的历史判断。显然，它时好时坏。比如，通过电话管制就实现了以较低的费率提供非常普及的、高品质的服务。但对天然气来说，管制实际上是导致了供给危机。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中，比如商业航空运输，管制就被寻求控制这一行业的利益集团俘获了。在其他部门，比如核能，管制者和被管制者就始终被锁定在严重的对抗之中。在20世纪中，管制在最低程度上为美国提供了一种保护企业、但同时又要对其进行控制的政治上可接受的方式。

公共部门（1）

W·埃利奥特·布朗利（）

公共部门——受政府控制的经济部门——的扩张是20世纪经济史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这种扩张是相对的，同样也是绝对的。尽管美国经济几乎在整个20世纪都在迅速扩张，但公共部门的扩张表现得更为迅猛。不论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公共部门扩张这一趋势还是出现了，而且在各级政府中都是如此。

我们可以用所有级别的政府中全部的政府支出——购买商品和服务以及转移支付的总和——来说明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政府开支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7％到8％；到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