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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凯恩塔克（Caintuck）地区，最初由“英国贵族”实施的割据计划，以及美国独立革命以后，计划建立的一到两个其他的特定管辖区，都由于运河年代运输方面的改进和提高宣告失败了，后来大量移民都从已经工业化的大不列颠进口而来。伊利运河的开通，不久就把北美内陆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连接起来了，从而也与欧洲联系起来。北美大陆甚至其西部地区，就再也不能完全割断它与整个大西洋地区经济体系之间经常性和持久性变化的联系。

第三，当殖民地本身在从野蛮向文明进化的过程中取得较大进步时，它们的变化在某些方面会超过它的来源地社会。毕竟殖民地的发展是在从未开发的基础上开始的。

到这里为止，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问题，都还没有紧紧地抓住关于英国人、不列颠人以及欧洲人背景中最为根本的问题，即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欧洲人的影响是真正至关重要的。表面的历史纪录和真正的历史事实都是不能含糊的。英格兰人、不列颠人和欧洲人是殖民地所移植的经济组织的“直接生产者”，他们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虽然今天这些历史遗产的迹象很难在美国社会看到，现在美国社会的组成是多方面的，但是由于独立战争以后美国社会生活对历史遗产的不断借鉴和坚持，使其不断得到补充，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延续下来了。

19世纪早期，纽约的###官詹姆斯·肯特（JamesKent）曾经挖苦地评述说，1792和1793年为了监督管理航运和渔业所制定的《国会法案》，与英国在乔治三世统治时所沿用的法规是相一致的。在那些年代里，美国对英国海事法以及处理战利品的军事法庭的不断抱怨，尽管导致了1812年对英国的战争，但是这项法律条文却在那些地区的法庭里迅速试用，并且最后完全被美国最高法院采纳了。

已经有多个作者对有关管理制度、生产方法以及欧洲观念的直接继承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当1789年一部文字宪法被采用的时候，尽管美国人对于英国过去历史遗产普遍有一种健忘的趋势，但是英国人在美国历史开始中的作用却明显的是被认同的，这些学者声称古老的东西并不一定需要有相关性的含义。有人认为，在殖民者中取得成功的少数族群，一般是那些农业体系具有“预适应性”的族人，原因是他们家乡的生态环境与所移民地区的生态环境非常相似。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就是那些与其家乡自然环境不一样的殖民地有不少都失败了，至于其失败的原因是否是生态所致，则有不同的看法。

预适应性理论是关于欧洲文化背景重要性的一个极端观点，即移民到一个生态环境陌生的地方，然后遭遇失败。这意味着既没有一个文化的熔炉，也没有文化的适应性，这样的观点很快就会由于下面的事实显得不攻自破：移民虽然会遭遇失败，但是他们会而且也有可能改变自己，去适应从其他国家而来的移民族群的生存方式。虽然少数族群社区的人很少在野蛮环境中死亡，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许多殖民地的物质层面都被放弃了。然而，殖民地的成功以及其他方面的连续性是非常明显的，最引人瞩目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郡（LancasterCounty）安曼教派（Amish）的移民们，他们坚持自己的社会习俗以及备受推崇和令人满意的马耕技术。他们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这是一个具有古代风格的、几乎不可能在近代欧洲找到其匹配对象的社会。

美洲殖民地的欧洲背景（5）

美洲殖民地经济史作为路径依赖的例子是不容置疑的，欧洲文化背景的重要性看来也是确凿无疑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英格兰人或者至少是英国人，几乎用他们所有的热情和希望建立了一系列新的英国式海外殖民居住点，这些殖民居住点与国内地区进行贸易，并与国内的贸易、宗教、科学和政府组织保持一致；虽然很长时间才能收到家信，但是很渴望经常听到一些关于宗主国的时尚信息；由于高昂的运输价格，殖民地有时候会显得稍微有些孤立，但与家乡的联系从没有被切断过。

英国人，或者更为宽泛地说是欧洲人，他们在北美殖民地中所发挥的主导性影响，除了其最初的起源作用之外，肯定没有别的更好的解释。然而，这使人想起了“瞎子摸象的谬误”，这也反映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自然界，从蜘蛛到鸽子到长颈鹿，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现以前，都要求接受一个伟大的理论来进行解释。达尔文式的解释可以引入目前的分析例子中。美国之所以保留英国人的历史遗产，并不是因为它在美国经济起源中所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