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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可参看上面所列举的孙中原先生的两本书。而在抗论别择上，墨家在中国文化中最具有此精神特质；同样，在保守崇古上，虽然墨家也强调古代的经验，但更加强调发展的观点，这也是墨家与儒学的区别之一。墨家有自己的一套严密的理论，但因为墨家实际上更是实际的践行者，所以与其他门派相比，其思辨精神是非常明显，这也使得其理论更多是建立在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基础上，而非徒然的门户意气之争，这从墨家的经典中可以见到——墨家在钻研其他学术流派上是花了许多时间，而对其异议则是分析判断后以理性的眼光给予评判。从这几点说来，墨家在2000年前的思想，即使以现代意义看来，仍然在许多方面可称为典范。

梁漱溟先生在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时，曾指出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与西方生活方式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极强，缺乏西方的集团生活方式，而西方的集团生活方式，衍生出了如权利、义务、纪律、法制观念等，向下推之于个人，即为个人的权利，向上推之于国家，则是国家观念的发达。中国缺乏集团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过集团生活，墨家就可列为集团生活的典型。汉代后，以家庭为本位的观念兴起，墨家的集团生活方式便无法见容于社会，而其根本的原因，是古秦汉之后，中国专制集权主义高度发展，政治专制臻于完善，学术的自由空间便急剧地压缩，因而学术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与政治专制合二为一，这是儒学的道路；要么躲避世事，空谈玄理，这是道家以及后来进入中国的佛教的道路。所以，墨学学派的消失，是专制集权政治的必然结果，因为墨家实在是太纯洁，纯洁得无法与专制政府同流合污，也无法像道释一样逃入象牙塔之中。

墨家的书籍证明了其不仅是思想一流、技术一流，其军事能力也是一流。《墨子》一书中自《备城门》以下11篇，是不折不扣的相当完整的兵家之作，但同样在历史上被忽略了。本来应该成为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册兵书，尤其在军事工程方面，可谓是一部杰作，只可惜其存在的价值，最终只是用来证明墨家的才能的材料。墨徒们并不是一群书呆子，而是一群随时准备着为“大义”而献身的武士。墨子尝说：“士虽有学，行为本焉”，墨家学问的指归在于践行，他们秉承先秦时代“慷慨悲歌”的“士”的精神，并将此精神发扬到极至。即使是墨家的反对者，在这一点上，也不得不承认。陆贾《新语》记：“墨子之门多勇士”；《淮南子》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墨子精神：从消失到重生（2）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多存在于民间，究其本原的话，与墨家大有关系。扶弱以抗强，一直是墨者的本色。这我们从墨子的徒弟禽滑厘的一句话中可看出：“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为之奈何？”先秦诸子中，像墨家这样坚定地站在弱者一边，实在是绝无仅有，而同情弱者，正是侠义精神的发端。梁启超曾将墨学分有兼爱、游侠、名理三个分支，对于其游侠精神，梁启超评道：“凡兼爱者必恶公敌，除害马，乃所以爱马也。故墨学衍为游侠之风。楚之攻宋，墨子之徒赴其死者七十二人，皆非有所为而为也，殉其主义而已。自战国以至汉初，此派极盛，朱家、郭解之流，实皆墨徒也。”朱家、郭解之流到底是不是墨徒，这有不同的见解，但至少其在行侠之一方面，是与墨子之徒相一致，所以这里我想结合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来探讨墨家的衰亡。

韩非子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学一旦与政治同流，成为立法的根据，儒学便完全实现合法化；而以侠义自任的墨学，既然已经做好同弱者共进退的准备，最后必然是走向强权政府的对立面，成为强权专制政权的眼中钉，肉中刺。墨家大致是在秦统一后迅速衰落，而凋谢于西汉中叶，这说明国家专制一旦成熟，墨家便无法生存。秦的统治时期很短，所以侠士在初汉时还很有社会影响力，但随着君王专制的发展，这些以武力行使道义的人，越来越被政府所深恶痛绝，这点我们从《游侠列传》中可以看出端倪：汉景帝时，皇帝派遣使者诛杀以豪侠闻名的济南人瞯氏、陈地人周庸；一代侠客郭解的父亲也是侠士，在汉文帝时被诛杀，而郭解本人则在汉武帝时被诛杀。郭解被诛杀是一件很大的事件，因为郭解不是一般的人物，司马迁记载：“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俨然是天下侠士的偶像。而郭解被杀完全是政府的阴谋。在一次宴席上，客人们都称誉郭解，有一个儒生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