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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责任，不管谁

当主席都行；而李则想军政大权一手抓，彼此各有打算，各有背后支持的人，因此

两人面和心不和，相互猜忌。我对此非常焦急，怕他们之间不能很好地合作而影响

整个大局。为了使他们彼此谅解，我也曾费过不少唇舌。直到以后大家都被卢汉扣

押起来住在一起时，他俩虽结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异姓兄弟，但在个人利害问题上

还是各有各的打算。

当时台湾方面对云南站的情报活动很不满意，我每天都得抽出时间亲自从事于

这方面的活动。我用以活动的中心是余谦在护国路开设的乐乡饭店。这里有一批所

谓消息灵通而又与我有关系的人天天去那里打牌、抽鸦片烟和吃喝，主要的人物有

圭山区行政督察专员蒋子孝、曾任龙云秘书的刘公度、昆明商会会长邓和风、邮江

储金局经理李少阳、《朝报》发行人王公、医师王子输等。他们虽只能听到一些道

听途说的东西，但我却可以找卢身边一些比较亲信的人去证实和补充，主要的是省

政府秘书长朱景暄和卢的副官处长朱子英。

朱景暄和朱子英一向接近军统，也知道我找他们是有目的的。朱子英虽为卢的

亲信，但缺乏政治头脑。我知道他对卢的生活情况很熟悉，但我从不直接向他打听

卢的情况，总是以关怀卢的口吻和他聊天，从中得到了不少有关卢的情况。他曾把

卢汉与〃边纵〃的情况向我透露了一些。有次卢汉派他送武器接济〃边纵〃，他去

时不敢向我说，回来才告诉我。我说，你先说出来我也不会拦劫你，以后有什么都

可以先告诉我，我决不会使你为难。

另外我还发动军统在昆明的大特务、曾任警保处长的邱开基和代理国民党云南

省党部主委的裴存藩等，利用他们和卢过去的关系及昆明上层社会关系，去找一些

我需要的东西。这些紧张频繁的活动，无疑是完全针对着卢汉的。在这同时，我也

注意龙云在香港可能指示他的旧部在昆明进行活动。蒋介石最担心的是卢、龙两人

合作起来，而希望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他特别怕杨杰将军利用过去当过陆军大学

校长的关系，拉拢国民党高级军官，参加民革的军事活动，并影响卢汉，所以决心

要除掉他。

当时蒋介石表面上同意采取撤退中央在云南的机构和特务组织，以缓和云南人

民的反蒋情绪，实则准备以退为进，再抽调一部分兵力到云南加强控制。蒋介石对

当时云南的局势，只求暂时安定一下，所以不但对卢所提要求可以让步，甚至可以

迁就，只等有足够力量时才一鼓作气将卢逐走，完全把云南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蒋介石的这些作法，卢汉也是很清楚的。所以卢便尽量以地方不安靖为口实，

打起保境安民的口号，利用蒋介石抽调不出更多兵力来云南，而又希望保有云南这

一后方的想法，不断向蒋介石要求充实地方武装力量。蒋介石碍于形势只好同意把

保安团扩编为两个军。按照规定，国民党的军队中都要有军统特务组织，如集团军

的调查室或情报处、军的调查组或参谋处第二科、师的联络参谋等，部队自己不能

再成立什么特务组织。当蒋介石同意卢汉将保安团队扩编为九十三军和七十四军时，

我就去找卢，要在这两个军的军部内设立军统特务组织。卢虽然不能正面反对，却

推说军部刚成立，军长虽已决定，但有许多人事上的安排还没有就绪，可稍等一下

再派人去。我明明知道他在拒绝，但在那个时候也不好坚持。

不久，我听到昆明组向我报告，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搞了一个特务组织，负责

人是过去在军统中工作过的名叫李世荣的云南人。李世荣正在设法把过去和他有关

系的特务拉过去，替他搞对中央的特务活动，主要目标是我和云南站以及二十六军、

第八军等。昆明组建议我把这个人逮捕起来秘密处死或解送重庆处理，如果卢汉或

龙泽汇发觉要人时，可以名正言顺地告诉他们，因为这个人是军统人员，这是执行

军统的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