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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结果将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民报》第四期的一篇文章说：“革命军不成功则已，苟其奏效，则以中国人口之涨满，物产之丰繁，而其富强岂不可计日而待耶？既富强矣，则资本家由是膨胀，而垄断政策于以横施焉。”这个作者冯自由和当时其他许多革命者一样，看来是认为，资本家的“膨胀”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好处是国家的富强，坏处是“大多数之人民遂不得不罹于富豪之无形专制”。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当时已经从西方的经验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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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至善尽美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产生尖锐的阶级矛盾，引起许多社会问题，以至引起新的革命。孙中山１９０５年说：“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

（《〈民报〉发刊词》）

对于西方国家的这种经验采取什么态度，成为中国革命家所面临的问题。

章太炎在１９０７年的《讨满洲檄》中说，他很担心讲新学的人“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劝工行商，汗漫无制，乃使豪强兼并，细民无食，以成他日之社会革命”。他的意思是，为了避免“他日之社会革命”

，最好不要步西方的后尘，发展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这是反映了保守的小生产者、小业主的观点。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多数革命党人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革命的必然趋势，但可以及早实行社会主义，或称民生主义，以预防资本主义的祸害，避免下一次的革命。

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当时是被看作社会主义的同意语的。

孙中山在１９０６年的《〈民报〉创刊周年庆祝纪念大会的演说》中说：“中国今日如果实行民生主义，总较欧美容易得许多。因为社会问题是文明进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问题也就不大。”他表示不赞成“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的说法，而认为“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

这所谓“文明进步”就是指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说：“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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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此不平等的世界。

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是欧美所不能及的。“

这也就是他在《〈民报〉发刊词》中所说，“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意思。

孙中山赋予民生主义的内容是“平均地权”

，而据当时所作的解释，这就是通过收买的方法使土地成为国有。但其实无论“耕者有其田”也好，由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土地国有也好，都是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开辟道路，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不是社会主义。孙中山当时认为，“欧美为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

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这是误解。他说：”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所以几千年地价从来没有加增，这是与各国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后，却不能照前一样。比方现在香港、上海地价，比内地高至数百倍，因为文明发达，交通便利，故此涨到这样。假如他日全国改良，那地价一定跟着文明日日涨高的。“这是说，在革命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地价将高涨。

但是，改变土地制度使地主不能因地价高涨而得暴利，这并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以为用资产阶级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就能消弭资本主义的祸害，预防社会主义革命，这是违反历史实际的。这种论据只是使他们更加理直气壮地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进行革命。

立宪派的梁启超十分反对孙中山所讲的社会革命。他在同《民报》进行论战中，有专文讨论“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

，他的答复是不必行，也不可行。他说：最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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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的是“他国资本势力充满于我国中”

，“我中国今日欲解决此至危极险之问题，惟有奖励资本家，使举其所贮蓄者，结合焉，而采百余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方法以从事于生产，国家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