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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缺点、失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缺点、失误？说清楚这些，是为了取得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的工作。

薄一波同志的这部书使我们从总体上看到在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６年党的成就，使我们看到，许多做得好、做得对的事情，是党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过去从未处理过的问题，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克服了已经发生了的和可能发生的偏向，很不容易才能做到的。也使我们看到，缺点和失误之所以产生，固然也有个别领导人的因素，但总的说来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党的已有的经验和已经达到的认识水平的限制。作者反复说明，研究过去的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并不是为了责备前人，而是为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学到应当学到的东西，以利于我们当前和未来的工作。

例如，在开卷后不久，作者就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革命也不是按某个‘先哲’拟定的方案进行的，只能通过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党的领袖人物，在革命的转折关头能指明历史发展的趋势，就很了不起了。

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时，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讲不足，不是说三道四，而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营养，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些，把今天要办的事情办得更好“

（２８页）。又例如，作者在论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酝酿和制定时说：“对历史实践，对党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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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过去的奋斗，任何时候都不能求全责备；求全责备，指点前贤，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该肯定的成绩充分肯定，不足的以至失误的地方，严肃正视，并分析原因，取得教益，作为今后的鉴戒，这才是我们要采取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２３０页）。

在全书像上引这几段话那样的概括的论述有好多处。我想作者为什么不把这些概括的论述都集中起来写，譬如写在本书的开卷的地方？那样的写法虽然也是一种写法，但很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这本书的写法是夹叙夹议，在叙述一件事情的原原本本的经过中间，具体地论述其中的是非，又通过这种具体的论述，一般地说明他对历史经验的态度。作者对历史经验态度的一般论述，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和对具体事情的具体论述结合在一起的。如果脱离了具体的论述，而只是一般地说明这种对历史经验的态度，那么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不过是说了别人也能说的一些话。本书作者不仅是告诉我们对历史经验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而且是在对一个个重大决策和事件的论述中具体体现了这种态度。

所以这本书才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和吸引力。

本书对于所论述的问题都进行具体的科学分析，这也是极其值得我们学习的。书中对于所论述的事情，都不是简单地区别是非，而是进行具体的分析。由于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当时人所没有的丰富经验，因此这种分析往往是当时人所不能做到的。有些在当时认为是完全正确，现在看来也应认为其基本方向、基本做法是正确的事情中，也有一些不足和缺点。

有些当时认为错误，现在看来也不完全正确的意见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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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正确的方面，是当时人没有能看到的。

例如，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书中讲了１９５６年围绕山西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

这个争论涉及少奇同志，也涉及一波同志自己。当时，这个争论以少奇和一波同志作自我批评而结束。书中说明了争论的过程，说明了少奇同志的处理的缺点所在，又指出少奇同志当时的意见在主导方面是正确的，因为他及时抓住了刚刚露头的妨碍我国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三个重要的思想认识问题。这样的论述的意义不仅在于对１９５６年这场争论作出公正的估价，也有利于我们认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而且，像作者所说的，在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中，仍然可以从中吸取某些有益的东西。

书中又论述了１９５５年毛主席和邓子恢同志之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当时认为邓子恢同志在这场争论中是完全错了，而且是路线错误。

１９８１年党中央已经正式肯定邓子恢同志那时在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上的意见是正确的。一波同志在书中对这场争论提供了充分的有关材料，进行了周密的分析。他指出，在中国要实现农业合作化这个根本道路和根本方向问题上，毛主席和邓子恢同志的意见是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