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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同上，８０３页）。

可见他并不把苏联的经验当成普遍适用的经验。

他所重视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同志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２７８页）如果中国革命不是走这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而是按外国的权威判定的天经地义来进行，抗日战争就不可能持久进行，１９４９年的胜利也完全不能想象。

１９４３年６月，共产国际解散。在它解散前的几年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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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党的干涉越来越少。

周恩来同志说：“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

（《周恩来选集》下卷，３１２页）。

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做法至少是有怀疑的。他们不大能理解农村游击战争的意义，不大能理解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如同他们不大能理解在统一战线中又斗争又团结的策略一样。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苏联领导人不相信中国革命能够取得彻底胜利，而且认为中国革命不宜取得彻底胜利，这和他们对世界形势的估计错误有关，也与他们一贯地不能理解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有关。毛泽东在指出对斯大林应作“三七开”的评价（“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时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

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毛泽东著作选读》，７４１页）。周恩来曾说，斯大林虽然有时对中国党有不恰当的怀疑，但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周恩来选集》下卷，３０２页）。这都是说，直到中国革命在１９４９年取得胜利时，斯大林还对中国共产党抱着很深的怀疑。这种怀疑显然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内最具有理论创造能力的领导人毛泽东的身上。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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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说：“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２７页）中国党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顶住国外来的压力，主要应该归功于毛泽东。

邓小平同志十分恰当地指出：“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３０４页）对这个功绩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为过。中国革命是经历多次失败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领导下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才能取得１９４９年的胜利的。所以邓小平同志又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１９５６年，人民中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面临着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在这以前，从１９５３年起，一方面进行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已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方法和政策是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的。这虽然是完全新的事情，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分得土地的农民实行组织起来的经验，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团结政策的经验，都有助于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子。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基本上是采取苏联的经验。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所得到的一些经验，显然是不够用的；而中国旧社会在这方面也没有留下多少可供利用的经验。

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４月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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