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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但是，美国芝加哥来自塞拉利昂的医生却比塞拉利昂全国的医生总数还多。这也不是特例，赞比亚1964年独立之后所培训的医生90％移民到了国外；肯尼亚卫生部统计显示每年在公立医院受训的医生只有10％留在国内；英国曼彻斯特来自马拉维的护士比马拉维本土护士总数还多……。

这一切的背后正是全球的人才战争。正如一位加拿大的经济学教授在《华尔街日报》所说：“掠夺最有才华的人，尤其是从小国、穷国吸引有智之士，可能会损及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出于最糟糕的考虑，可能会让这些国家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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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外流可耻？（1）

2003年，《国际先驱导报》曾联合新浪网进行调查——“你怎么看待中国人才外流海外？”结果4797人参与投票，的人认为中国人才留在海外不归是种耻辱，只有的人认为这是因为在国外更合适发展。根据报道，一位接受采访者虽然没有出过国，却不无激动地表示：“这种出去就不想再回国的人，往往是没有民族感的金钱主义者，爱国主义思想缺乏，个人的得失高于一切。”

为中国人才流失在海外不归而觉得耻辱，并不令人意外。然而，令人惊诧的是媒体与被采访者似乎都把“人才外流”当成了“人才流失”，明明问题设计是“怎么看中国人才外流海外”，结果却变成了“怎么看中国人才流失到海外”的回答。这显示出媒体和学术界的常识性错误：如果“人才外流”到海外就成为了“耻辱”，出国留学、工作都属于“人才外流”，那么也就意味着从在海外搞革命的孙中山，到出去留学过的周恩来、*、*，再到政府派驻海外的大使官员，全都成为了耻辱，要消除这一“耻辱”，只能是像满清政府一样彻底“闭关锁国”，这是何等的谬论？！同样，外国人才只要在中国长时间地工作、学习、生活过，就一定热爱中国吗？

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林金桐曾经留学英国，他就曾经呼吁：“人力资源的全球化是挡不住的潮流。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流动比以往更多，会比以往有着更多的全球化范围的就业机会。比如说，中国网通在日本开设分公司，会聘请日本人作总经理，而外资在中国开设分公司，同样也会请中国人作总经理……我们不能抱怨门打开了，人走出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开发自己的优势”。

其实，即使是联合国的专家也常常把“人才流失”与“人才外流”对等起来。2008年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就对全球人才流动下结论：“尽管人们传统上认为，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只会给那些引进人才的发达国家带来好处，对发展中国国家则会造成损失；但如果加以有效和明智的管理，人才流动也会使发展中国家受益”　。

人才的外流与流失，人才的流入与归化，在人才流动当中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才流失”是毫无疑义的国家损失，但“人才外流”带来的影响则不能确定，人才出国的学习、深造、交流、工作，都是人才外流的一部分，是否带来人才流失也存在不确定性。外流的人才很可能是暂时“滞留”在海外学习或者工作；很可能不确定将来是否留下，甚至很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国外为祖国的政府、企业等工作。

事实上，即使几个世纪以前的“传统上认为”，也不能够否认落后国家外流留学生等前往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技术、理念、经验、文化以及制度，对于国家崛起有重大的帮助。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明治天皇时代的日本，都因为自身的落后而向先进国家“外流”了大批留学生。中国洋务运动时也派出了官费留学幼童。同时，即使发达国家也可能需要派人去发展中国家学习、受训、工作，以便帮助本国政府和企业在海外的扩张。

京都产业大学教授益川敏英是日本9名自然科学诺贝尔奖得主当中唯一不会说英语的科学家。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举行的诺贝尔奖纪念演讲中就以“I　cannot　speak　English（我不会说英语）”作为开头。这位教授不但不会说英语，过去也从来没有出过国，甚至常常嘲讽重视英语的东方社会风气说：“因为不会英语，所以（我）研究物理”。对于有记者问“如果要求进行英语演讲怎么办？”他的回答是：“那就（把诺贝尔奖）还回去。”

人才外流可耻？（2）

然而，生平首次出国参加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后，益川敏英发生了很大变化：“所有人都用英语说话，只有我一个人用日语，这看起来不太好。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