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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新界土地的开发涉及租约，他设想港府把新界土地租约续签到“九七”之后，造成英国继续租借的既成事实，继续保持英国对香港的殖民。无论是不是与这个方案有关，两年后麦理浩访京确实提出了续签租约问题。这立即引起邓小平的高度警觉，他当即表示中国届时会收回香港。为此，他责令中央尽快组织力量研究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准备用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叶九条”就发展为中央对港方针的“十二条”，“一国两制”的思想也由此形成。

当时，中国的国际战略着眼于联合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抗苏联霸权，以便减轻北方大陆边境的军事压力，从南方发起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由于中美关系缓和，邓小平借机提出解决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还不在当时的决策视野中。然而，英国人提出续签新界土地租约，迫使他提前思考香港问题，把解决香港问题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范例。这种决策的转变加速了香港问题的提前解决，无疑不利于英国人，以至于不少人认为从土地租约问题入手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假如按照“澳门模式”可能又是另一种情形。

其实，英国人当时选择在租约这个法律细节上偷步，是幻想着继续维持殖民统治。这种思路由于一九七九年撒切尔夫人的上台进一步强化。

其时，冷战格局发生了有利于英美的转变：苏联入侵阿富汗遭到了全球抗议，中越战争和邓小平访美，使得“铁三角”不利于苏联；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端暴露无遗，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则推行自由政策重振资本主义经济；军事上里根抛出“星球大战计划”力图取得对苏联的战略优势，而撒切尔夫人则通过马岛战役来重振大英帝国的雄风。然而，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遭到唾弃的时代里，撒切尔夫人必须为战争寻找新的理由：

福纳克（即马岛——引者）的人民和英国的人民一样，是海岛民族……他们人数不多，但一样有权利过和平的日子，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决定他们想要效忠的国家。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英国式的，它们的效忠对象是英国皇室。我们要尽一切可能维护他们的这些权利，这是英国人民的愿望，也是女王陛下政府的责任。（《戴卓尔夫人回忆录》（上），122页）

撒切尔夫人在议会中的这段演说的理论基础就是《联合国宪章》中所肯定的“民族自觉”理论。这既是威尔逊的原则，也是列宁的原则。威尔逊和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强调受殖民地统治的民族从殖民地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可实际上，威尔逊希望的是这些殖民地从西班牙、英、法、德这些老牌殖民主义者中解放出来，然后纳入到美国的保护体系中，比如拉美、东南亚就是如此。而俄国则把基于民族自决理论从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中独立出来的中亚诸国直接并入到苏联。撒切尔夫人再次启用民族自决理论，不过是为了改变大英帝国从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惨败以来似乎已注定日渐式微的命运，使英国重新获得信心。正如撒切尔夫人在胜利后所言：“我们不再是个日薄西山的国家。我们已重新寻回自信……绝对不要把这场胜利解释为回光返照，决不是这样——我们感到愉悦的是，英国已经重燃过去世世代代的耀眼光芒，而且近日的荣光绝不比过去逊色。英国已在南大西洋重寻自我定位，而从今以后，只有更加奋步向前，保持这份荣耀。”（同上，172页）正是带着这份自信和傲慢，撒切尔夫人踏上了中国的旅程。

和马岛一样，英国人在香港地区问题上也有一张政治牌，这要归功于麦理浩治港十多年的成就，香港精英阶层已认同了英国统治，开始抗拒回归。但英国政府很清楚，这张牌在香港无效，因为它没有实力与中国开战。

不过，和马岛不同，英国人多了另外两张牌：三个国际条约的法理牌和香港地区已成了“生金蛋的鸡”的经济牌。于是，一九八二年九月，撒切尔夫人在与邓小平就香港前途会谈中，一开始就提出了香港的繁荣问题，认为香港繁荣系于香港人对前途的信心，而繁荣和信心系于英国的继续统治，中英双方只有在香港未来治权上达成协议，才能讨论主权问题。表面上看，撒切尔夫人打的是经济牌，但其背后却隐含着法理牌，即主张三个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英国人合法地拥有对香港的主权，由此也拥有合法的治权，谈判的主题只能是“九七”之后新界的主权归属问题。由此，通过香港繁荣这个中国政府极其关心的问题，撒切尔夫人在主权与治权问题上建立了内在的逻辑关系，并为后来所谓的“主权换治权”的谈判思路做好了铺垫。

对于撒切尔夫人的到来，中国领导人有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