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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由此，“行政吸纳政治”的准确表述应当是“港督（英国人）通过行政吸纳（中国人的）政治参与”。对此，吴增定有过精彩的论述：“英国才是香港真正的‘主权者’，香港人既不能、也没有必要关心自己的政治。尽管极少数华人富商巨贾和权势人物有可能幸运地获得参政、议政的资格，但绝大多数华人则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沦为纯粹‘经济的动物’。所谓‘行政吸纳政治’不过是说，政治在香港已经变成了一种经济管理，一种地地道道的‘家政’（economy）。”（《行政的归行政，政治的归政治》，载《二十一世纪》2002　年第12　期）而要理解这一点，就要理解香港的总督体制。离开港督而谈香港的政治体制，所看到的不过是没有灵魂的僵尸，就像离开主权和支配问题谈论政治，看到的不过是表象。

迈因纳斯教授（Norman　Miners）曾把港英政治制度看做是“早期帝国政治的活化石”，它反映了大英帝国治理殖民地的政治艺术。概括说来，大英帝国在香港建立的宪政体制，受到三方面的影响：一是英国本土政治的经验。〖墨斋小说：。。〗这主要是基于代议政治的议会制。二是大英第一帝国的经验教训。大英帝国在统治北美殖民地时期，由于北美殖民地人民以“纳税”和“投票”为口号的独立运动使得英国人意识到对于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参与既要提防又要诱导。三是大英帝国统治印度殖民地的经验。对于印度这样地域广袤、民族复杂的殖民地，要维持有效率的统治，就需要透过当地人原有的政治社会建制（比如土族的酋长制），实行所谓的“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大英帝国在香港实施的总督制实际上就是这三种政治经验的总结。

总督制的核心在于港督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英女皇在香港的代表，行使皇室特权授予的权力，又非正式地成为香港殖民地在大英帝国的代表。他既是港英政府的首长，又是整个香港殖民地区域的首长。也就是说，港督既代表英国对香港行使主权统治，也代表港英政府行使治权，某种意义上还代表整个香港殖民地，从而把大英帝国、香港殖民地和港英政府三个不同身份结合于一身。港督在香港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是向女王负责并代表女王的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威”（《殖民地规例》，第105　条）。总督制的宪政体制在强化总督绝对权力的同时，也强化大英帝国对殖民地的绝对控制，从而保证帝国政治的正常运作。总督制真正精妙之处并非总督的绝对权力，而是立法局和行政局的设置。行政局类似英国的内阁，属权力决策机构。立法局是专门的立法机构，但不是权力机关，对政府没有监督权等。立法局和行政局都是围绕港督组织起来的，两局议员是由港督委任的，而且港督同时担任两局的主席，对行政局和立法局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这显然是汲取了大英第一帝国的教训。当年正是由于北美殖民地拥有独立的议会，不仅严重阻碍了总督权力的行使，而且使其成为催化独立运动的政治中心和论坛。设立隶属于港督的两局，显然是为了防止殖民地可能出现的独立倾向。

但是，港督的绝对权力通过立法、行政两局的运行，能够巧妙地回应社会发展带来的政治压力，立法局也会从咨询机构发展为“准代议机构”。比如，为了回应英国商人的政治挑战，港英政府于一八五○年起任命英资大财团出任立法局议员，一八六○年起为英资财团开放行政局。十九世纪末，随着香港华资财团的迅速发展，港英政府于一八八○年提议任命伍才为第一位立法局临时议员。这个伍才就是后来担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的伍廷芳。而到了二十世纪初期，为回应“省港大罢工”，港英政府又于一九二六年委任周寿臣为第一位华人行政局议员。

委任两局议员就是金先生所说的通过开放两局议员“吸纳”社会精英，这不过是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事情了。无论开放两局议员和公务员“吸纳”，还是扩大对草根社会的吸纳，都不过是英国人一贯采取的“间接统治”手法的延伸。对此，曾经担任第十四任港督、并创立香港大学的卢押（Frederick　Lugard）在其总结英国管治殖民地的经典著作《英属赤道非洲的双重委任》（The　Dual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中有详细论述，它实际上是“行政吸纳政治”的精髓所在：

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就在于本地首领要成为完整行政机器的一部分。不是英国人和本地人作为两批统治者相互独立地或相互合作地发挥作用，而是由一个统一的政府来发挥作用，其中本地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