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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皇帝——天启帝（　1621—1627年在位）死后，魏忠贤缢死。假如天启帝再多活些时日，魏忠贤或许便会篡权。

颁布大总统令那一年的　9月1日，“孔教会”再次发送电报请求将孔教国教化。曾留学于英国的严复（　1853—1921）、清末进士出身并作为考察大臣随员外游的夏曾佑（　1863—1924）以及梁启超（　1873—1929）成为孔教会的成员，康有为被推荐为会长。他们在北京的国子监举行了祀孔典礼。如果将此作为个人活动自然无可厚非，然而他们却将此作为了国家活动的演练。

1914年1月末，在政治会议上通过了“祭天祀孔”案，并定于　2月7日开始执行。

“祀孔”是对伟人的缅怀，还是一种宗教仪式？——这是一个极为微妙的问题。被称为真正儒者的蔡元培认为，孔子学说不同于后世的儒家，他承认了儒中的宗教性。如果仅仅是缅怀仪式的话，那么与“祭天”结合在一起就会令人产生疑惑。在天坛祭天乃专制皇帝的特权，袁世凯身为共和国的大总统，其位置与皇帝极为接近，这么做便有改朝换代之嫌。因此，孔儒极容易被野心家利用。

当时许多人对“共和制”缺乏了解，毕竟共和政体是新生事物。有人认为，所谓的共和政体是由于当下皇帝不存在，便组织了临时的共和政治，等皇帝出现了，共和政体便会被废止。

周厉王（前　878—前　827）暴虐，遭国人驱逐，不在位期间由两位大臣暂理国政，“共和”一词便由此而来。厉王客死他乡后，两位大臣共同辅佐王子静即位，并将大政奉还。据《史记》记载，共和持续了十四年。王子静便是宣王（前　827—前　782年在位）。“共和”一词源于此，便有一时之意。

袁世凯统治时期发布的宪法草案中，提到“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虽未将之国教化，但差别甚微。

在通往近代之门之际，康有为等人通过《孔子改制考》将孔子称为创始者，举起了创始、改制的大旗。然而一旦进入了近代，孔子及儒教的粉饰便被剥落了。

学问之上（1）

《论语》开卷第一页写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时经常复习，难道不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吗？）接下来便是上一章中提到的“有朋自远方来……”。学习可以带来愉悦，开篇就提到了。朋友远道而来也能带来愉悦，是因为可以一起学习探讨。

《论语》二十篇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如同《圣经》一样神圣，然而该书开卷第一字（子曰之后）便是“学”。读书人中或不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之人，将“学”字放在开篇，无论谁都可以看到。孔子死后，其门人根据夫子所言，编集了《论语》，至于谁人参与了创作，诸说纷纭。

关于《论语》的章节序列，普遍认为是未曾经过整理的。日本武内义雄认为，开篇的《学而》和《乡党》两章是由孟子学派后加上去的。诚然，整卷书读起来略显杂乱，但也并非完全没有章法，尤其是在开篇的章句，绝非随意而定。第一字可以说是书的面孔。

“学”字打头出现，一定是刻意而为。“子曰”后紧跟着便是“学”字，这在《论语》中多处出现。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篇》）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篇》）

第一句的意思是，只读书却不动脑思考，就会感到迷惑而无所得；只是一味地空想却不勤奋读书，结果也是很危险的。

下面一句的意思是，学习好像是在追赶什么，总怕赶不上，赶上了又怕被甩掉。

与这两句相比，显然“学而时习之……”在开篇出现更符合作为“面孔”的要求。“学”字不仅是一种象征，更是书中的一个关键词。此处的“学”不单纯指读写。《论语》中有一句名言：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篇》）

读写是“学”的道具。十五岁之前应当学习知识。十五岁以后，就当以所学为工具，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志学”二字，也指十五岁，与“不惑”指四十岁相似。《论语》中对这一段的记载如下：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十五岁之前努力学习知识，三十岁时便可自立，四十岁时不再会感到困惑。五十岁时知晓何为天命，六十岁时无论听到什么都能接受，到了七十岁，便可随心所欲，但也不会超越法度。

“学”乃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