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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儒教和佛教地位的差异。在明代，儒教便与中国等身大。虽然儒者在日本的地位并不低，但绝不像在中国那样过高。“过高”这种说法似乎不太恰当，由于是与中国等身大，所以便无所谓高低了。

单从伦理上来讲，耶稣教徒们身着儒服并不奇怪，因为儒教在所论述的道德伦理方面与基督教不矛盾，与教徒们身着袈裟比起来要自然得多。儒教包含了许多祭祀方面的宗教性因素，因此从这点看来与基督教并不抵触。

耶稣教会对中国实施的传教战术与在日本采取的方式相同，都是首先瞄准了统治者阶层。在日本出现了像大友宗麟、大村纯忠、有马晴信、高山右进、小西行长等信仰天主教的大名。而明朝没有相当于日本大名的阶层，于是耶稣教徒们便将高级官僚和学者们作为传教的重点，并且将传教活动的地点设在北京。因为地方的官员不像大名一样可以扎根于自己管辖的领域，一道诏令颁布下来便会被调离。

要使高级官僚改宗，最大的障碍就是儒教中的宗教性因素，也就是说他们都有自己所礼拜的对象。

祭拜祖先、祭拜天地，甚至祭拜孔子，都是中国统治阶层的宗教行为。高级官僚们在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要到文庙“行香”（奉上香火并进行礼拜），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义务。文庙是供奉孔子的庙堂，明朝之前被称为“先师庙”。文庙的正殿叫做大成殿。在日本供奉孔子的汤岛圣堂原名为“先圣殿”，殿上悬挂的匾上写的就是“大成殿”。圣堂在日本江户时代备受重视，德川纲吉曾亲自为匾额题字。中国对此的重视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官员在被任命了新的官职后，必须要到文庙参诣。即便是接到了辞令，但却是从到就任报告的文庙进行参拜后开始生效。

到文庙对孔子的牌位进行参拜，这是中国的高级官员上任前必办的“手续”。如果这种参拜被禁止，那么对他们进行的改宗就不可能实现。

因为这样的改宗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丧失官职和社会影响力。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禁止到文庙“上香”，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家族中如果有男孩诞生，做官是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当时没有现代社会中的所谓企业存在，所以他们的职业选择极为受限。于是，耶稣教徒的传教士们决定允许中国教徒向祖先和孔子的排位进行礼拜。一时间，耶稣教会的传教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

典礼问题（2）

天主教中的多明我会（拉丁文　Ordo　Dominicanorum）以及托钵修会都没有像耶稣教那样采取了“适应主义”，而是施行了“严格主义”，所到之处自然是困难重重，传教毫无进展。后来，他们将耶稣教的成功传教称为“异端”，向罗马教会告发，于是展开争论，这实际上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对立。当时在宗教裁判所中掌权的是多明我会，也就是将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学说当作异端的会派。他们绝不允许教徒向祖先或孔子进行礼拜。

结果，明朝政府将多明我会和托钵修会的教徒驱逐出境。事情发生在　1637年，也就是明朝灭亡的七年前。被驱逐出境的多明我会回到欧洲，在　1643年向罗马宗教裁判所告发，也就是明朝灭亡的前一年。

教皇英诺森十世批准了宗教裁判所起草的敕书，禁止中国的信徒参加对古人以及孔子的参拜仪式，当时是　1645年。

中国的耶稣教会教徒在接到教皇的敕书通告后，了解到这是由于错误的上报内容所致，于是决定上告。按照耶稣教会的解释，对故人以及孔子的参拜并非宗教行为，而是一种“缅怀”。他们搜集了大量的证据上报宗教裁判所，以证明对故人和孔子的礼拜是种纯粹的市民行为。所谓市民行为是指，对于市民来讲，在道德上是理所当然地应当执行的一种行为，而并非是与基督教相抵触的异种宗教活动。

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接受了耶稣教会的主张。

多明我会和托钵修会仍没有改变原来的态度。清朝虽然是满族建立的政权，但是仍将儒教作为统治理念，与以往历代王朝无异。这令那些对中国儒教体制的道德和风习毫无敬意，只是将其诽谤成“偶像崇拜”、“迷信”的外国宗教家们无法忍受。

采取适应主义的耶稣教会，仍将北京定为传教的重点，希望利用科学知识获得知识阶层和统治阶层的信任。这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成效，德籍传教士汤若望（　Johann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甚至被任命为钦天监（天文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