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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封建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是向封建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进行了勇敢的冲击。

“五四”

先驱者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反对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他们是否做得过火呢？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当然具有反封建的意义。但是，只是形式上有了总统和议会，国家的混乱、落后，政治和社会上的黑暗依然如故。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连“民国”的招牌也有被掀倒的危险。

“孔道会”

、“孔教会”

、“尊孔会”这类名目的组织，在军阀统治者的支持下，提倡以“孔教”为“国教”

，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利用人们对民国成立以后的局势的失望情绪，要人们相信，中国得救，只能靠加强封建礼教的权威。这是为帝制复辟制造舆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封建势力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形势下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的。当时的反孔至少有两层含义。

第一，孔子之道代表封建宗法时代的“道德、礼教、生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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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这些是和建设现代的新国家不相容的。所以陈独秀说：“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第二，两千年来，孔子被尊为圣人。人们只能以孔子（或者后世对孔子的“权威”解释）之是非为是非，否则就是离经叛道的罪人。打破这种偶像，使人们能够独立地思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要求，这也是它所主张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五四”先驱者的确有些过火的言论。例如，有人把中国历史上留下来的一切东西都视同敝屣，有人把中医、中药视为占卦卜课一类的东西，有人甚至主张废止汉语汉文。毛泽东在赞扬“五四”反封建的业绩的同时，指出当时思想上有形式主义的错误，即认为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那些过火的言论是与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有关的，后人应当引以为鉴。

我们也应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

《新青年》杂志即使在得到一些刊物的响应时，仍然只能说是孤军奋斗。为了冲开铺天盖地的黑暗罗网，这些先驱者不能不有最勇猛的决心。矫枉过正，曾经是近代一些思想先驱者认为可以采取的斗争策略。历史地看，这是可以理解的。

（梁启超早在１９０２年向报刊言论界提出“敬告”说：“诸君如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民权，欲导民以民权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大抵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习者乃适得其宜。”

他的想法是，要用比实际主张更进两级的言论来警醒读者。所以他接着说：“吾所欲实行者在此，则其所昌言者不可不在彼。吾昌言彼，而他日国民所实行者不在彼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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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焉。其究也不过令后之人笑我为无识，訾我为偏激而已。“

见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敬告我同业诸君》）

文化发展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申讨封建旧文化时，着重注意的是时代性。他们所向往的新国家、新社会、新文化，是以西方国家为范本的。他们主张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

，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

，并且输入“西洋式之新信仰、新思想”。所谓西洋式，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代名词。

因为他们把时代性的要求表现为西化，并且在反对封建传统的时候，有上述的片面性，他们的确较少注意文化的民族性问题。

但是，五四时期某些甚至可以加上民族虚无主义帽子的过火言论，当时并不起实际作用。例如中医、中药并不因此而被破坏。真正起的作用是打破了封建传统文化定于一尊的局面，这当然是伟大的功绩。

《新青年》的作者们大都是对“旧学”

有很深造诣的人，他们短兵相接或者大刀阔斧地向封建旧文化进攻，反戈一击，常常深中要害。他们不可能在这样仓促的激烈的斗争中（只有二三年）

，对中国传统文化作细致的分析研究。

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当时的反对者认为，白话文一旦流行，中国古文化将全部沦丧。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五四”

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