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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思想对党的影响。在社会上，当然有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党存在于这个社会里，它会受到党外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但是，简单地说“左”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未必恰当。

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很复杂，可以产生各种倾向，不见得一定就产生“左”的东西。譬如民主革命时，小资产阶级难道都以为越革命越好？都只要斗争，不要团结？很难这么说（第一个历史决议也说到小资产阶级的复杂性）。

而且这种说法好像有一个前提，就是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就一定不会犯错误；一旦有了错误，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资产阶级思想造成的。这也不大说得过去。站在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人，即使真是站稳了，还可能由于对形势的估计不准确，由于看事情在认识上有偏差，于是造成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可能是严重的错误。不能说错误都是产生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者资产阶级思想。那样解释虽然简单，但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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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决实际问题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我们认为，“左”的倾向之所以容易产生，还是要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革命的复杂性、特殊性来看。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确实需要革命，只有革命才是出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面对的确实只有一条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固然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为指导，但是还必须联系中国的具体实际，从实际出发。对实际的认识，以及在理论和实际的联系方面，如果发生偏差，就会发生错误。我们既然是革命的队伍，就比较容易简单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为越革命越好，调子越高越好。这样就容易产生“左”的倾向。

很久以来，人们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左”比右好。

这种思想至今还有较深的影响。刚才我说的“左”之所以产生，可以由于认识方法上的偏差，那么，这似乎是证明“左”比右好了。所以我稍微谈一谈这个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要求是要作阶级分析，但阶级分析一定要用得恰当。通常的一种说法是：“左”代表小资产阶级，右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如果按这样简单的阶级分析，那么“左”也比右好。小资产阶级总比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好吧。

其实这样简单地作阶级分析是不对的，不可取的。党内产生右的倾向，我看也不一定简单地说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地主阶级。

革命队伍里右的倾向，也可以由于认识上的偏差造成。

譬如说，大革命时期犯了右倾错误的陈独秀等人，和一些有右的倾向的同志，难道说他们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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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不能那么说。王明在抗日战争初期，有右的倾向，导致投降主义。

但是犯这种错误的人，也不一定是代表资产阶级。

近些年，我们两个总书记犯错误，应该说是右的错误，他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斗争，对动乱不坚决斗争。但也不好说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会儿“左”

，一会儿右，那么就说共产国际一会儿代表小资产阶级，一会儿代表资产阶级，也讲不通。所以说，在革命队伍中，在一定范围内的“左”和右，都可以由于认识偏差而产生。当然，右的倾向发展下去，就可能变成对革命灰心丧气，完全失望，甚至脱离革命，跑到敌人队伍里去。

这的确很严重。但是，我们不能以达到这种严重程度的右倾错误，跟革命队伍内部的“左”倾错误对比，说是“左”比右好，这当然不行。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达到个人野心而推行“左”的一套，已远远超出了党内的范围。而且极左会诱发出或转化为右，那就更不能说什么“左”比右好了。

我们要看到“左”倾错误的严重性。历史证明，“左”倾错误可以把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搞垮。

３０年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

倾错误持续四年，几乎把革命搞垮了。

“文化大革命”

１０年，造成经济停滞，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局面。这样搞法，只能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不满。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拨乱反正，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没有什么前途。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