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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感震惊,他让负责司法部民权司的助理司法部长伯克·马歇尔找到金,向他说明其交往所造成的问题。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要其停止与其密友兼顾问的A(拉维森)进行交往的要求。但他向马歇尔保证,他将会停止与顾问B(奥戴尔)接触,因为他与美国共产党有牵连。
金向马歇尔的承诺是想安抚年轻的司法部长,而在1962年6月,联邦调查局截获到金与其顾问A(拉维森)之间的一次电话交谈。他们在这次谈话中商量出一个小小骗局。金将继续聘用顾问B(奥戴尔)为非正式助手,但不会与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有任何正式的联系。“不管他是什么人,”金说,“如果他现在能站直腰板,说他没有被联系过,那么在我看来,他是适合为我工作的。”
联邦调查局后来给司法部长肯尼迪送去了一系列备忘录,报告了金与其嫌疑助手之间的后续联系,包括顾问B(奥戴尔)。在联邦调查局递交的一份关于金、顾问A(拉维森)和顾问B(奥戴尔)秘密会晤的备忘录上,肯尼迪给马歇尔做出批示:伯克,情况难见好转。马歇尔又一次被派到亚特兰大督促金断绝那种令人不安的联系。此举收效甚微,而在1963年6月,胡佛给联邦调查局高层官员下发了一份备忘录,里面提到与罗伯特·肯尼迪谈话细节:
司法部长来电告知,他打算让助理司法部长伯克·马歇尔找马丁·路德·金谈话,让金博士务必摆脱(拉维森和奥戴尔),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不得和他们有任何接触。
我指出,如果金博士继续进行这种交往,他将损害自己的事业,因为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者在设法利用民权运动,而南方那些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顽固分子正开始指控金博士与共产主义者有染。
马歇尔再一次找金谈话,并在一份交给胡佛的备忘录中总结了这次晤谈的内容。
6月22日上午,也就是在金博士与总统预约会面之前,我在自己办公室里非常明确地就此事提请金博士注意。这是在司法部长和总统分别指示下做出的。(我)强烈催促金博士,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与(奥戴尔)之间不得再有瓜葛。金博士声称这种联系将会结束。
这些谈话明显取得了效果,这位民权领袖给顾问B(奥戴尔)写了一封信,称联邦调查局已宣告其无罪,但还是得辞去在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中的职务,因为“国家形势如此……任何左倾的表示都会带来一种情绪反应,像是说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和南方自由运动都是共产主义者所鼓动的”。这让司法部长得以就国会领导人询问金的交往一事做出明确答复,称曾有过要渗透到民权运动中的企图,但金抵制了这些企图。
但司法部长肯尼迪对金此前切断与顾问B(奥戴尔)联系的做法并不完全满意。有一次,他暗示联邦调查局让金接受“技术监视”的控制,意思是使用窃听器或麦克风了解其一举一动。胡佛同意了,但坚持这种请求要以书面形式写下来。肯尼迪就打消了这种想法。
在司法部内部,关于金的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司法部长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联络人考特尼·埃文斯写道,尽管民权司不感到担心,但“司法部长的行政助理安德鲁·奥赫曼曾忠告他(司法部长),以他的判断这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金与奥戴尔的联系还在继续,而马丁·路德·金正在竭力掩饰这种联系。”
肯尼迪再一次提出了电子监视的问题。胡佛警告他如果这种事情被媒体曝光会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同时还对其可行性提出了质疑,因为金在全国各地游走不定。对金的家庭和办公室进行电话窃听需要得到司法部长的授权,肯尼迪便在1963年10月签署了这项命令。
但采取的措施超出了电话窃听的范围。三个月后,麦克风开始设置在金下榻的各种饭店和汽车旅馆的房间中。谁授权使用和谁知道这些麦克风情况的论题至今仍然争论不休。我们无法取得确凿证据,证明肯尼迪知道这些麦克风的事,但我确信他是知道的。联邦调查局档案清楚地表明,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继任者,和林登·约翰逊总统都知道这些情况。后来的一些麦克风是由威廉·沙利文授权的,他事前并没有与胡佛或任何其他领导商量。在沙利文的一份注明设置这些麦克风的备忘录上,助理局长克莱德·托尔森批示:“立即移除这种监听设备。”而胡佛写道:“同意托尔森的意见。”托尔森进一步批示:“没人同意这种做法。我再次告诉沙利文,非经局长同意不得进行麦克风监听。”胡佛批复:“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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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住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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