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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通往柏林的公路。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了大规模报复政策，那意味着控制发展常规力量，重点加强核力量。美国的战略家们认为我们常规武器不如俄国，只好依赖我们的核优势。对此，我的全部理解只是：在GDP防线上我们兵力单薄，一旦俄国人发动进攻，我们就顽强战斗，抵挡一阵子然后撤退，观看核浩劫来临。

1959年夏天，我休假回家，参加两位大学时好友——克里斯和多纳·奇泽姆——的婚礼，看望我姐姐那个新出世的小女儿莱斯莉及其小姐姐莉莎。最主要的是看我的女朋友。在我回国之前，我们商量过结婚的事。如果结了婚，她打算留在纽约，把护士学校念完。我则返回德国，再干16个月，这对于新婚者将不是一个好的开端。我需要征求父亲的意见。一天深夜，我们在家里的地下室谈了很久。我小心谨慎地提出这个问题。他的反应却叫我吃惊。他认为我还不到时候。他没有具体说为什么，只是毫不含糊地表明他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他从来不曾如此干脆地反对过我的想法。家庭的态度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不想违背父亲的旨意。休假期满，我返回部队，仍是一名单身汉。

这一年年底，我第一次晋升，成为中尉。只要我服役18个月没出麻烦，就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到这一晋升。

我在德国时第一次亲自处理了一件军法问题。那一案件的由来是：美国陆军3名卡车司机在驾车返队途中开快车，把公路变成了赛车跑道，争相超车。这些车都是5吨卡车，其中一辆失去控制，滑到了一旁，撞翻了一辆迎面而来的“大众”牌小汽车，撞死了里面的3个德国平民。上级指定我对这3名司机提出起诉，以杀人罪提交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那3名汽车兵请了一位文职律师为他们做辩护。

我从零开始，一头扎进这个案件，查清事实，钻研有关的法律。我还没有当过地方检察官哩。开庭那天，我走进审判庭的帐篷，尽管只是一名年轻的步兵中尉，还是沉着地对付被告的专业辩护律师。最后我的起诉成立，肇事者及3名司机的领队被判有罪。

走出法庭时，我感到不但学了军法知识，也增加了对自己的了解。我在后备军官训练团和“潘兴步枪会”担任过领导工作。转入现役以后，我肩负着更重要的责任。然而，处理问题大多是按刻板的规定办事。到了这一次审讯，我几乎是头一回要自己动脑筋思考，而且基本上独立思考。这一天我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消化一堆原始材料，理出头绪，再明确地有说服力地加以陈述。

在我早期的军人生涯中，除了这次办案，我还担负过几次临时任务。有一次，我被指定为全师手枪射击代表队队长，我们赢得了冠军。我还被抽调出去指挥一个仪仗队达两个月之久。我曾奉调到旅部当副官。这样调来调去，我担心自己会不会脱离正业。然而，上级给我的鉴定是鼓舞人心的。其中的一份是1959年7月20日由威尔弗里德·莫尔斯上尉写的：“鲍威尔工作努力，坚定刚毅，办事妥善，能与各种级别的人打交道。他在军中有无限发展前途，应加速培养。”这时我才22岁，已经被“器重”了。这一鉴定使我有点飘飘然，可是6个月之后，又一鉴定使我落回地面。

一般的后备役军官都是很随和的，可是我碰见了一个例外。当时，我刚被任命为第四十八步兵团第二营D连的连副，新连长尚未到任。当我们得知谁来当连长时，几乎引起一阵恐慌。他名叫威廉·C·路易塞尔，西点军校出身，还在西点当过战术教官。连里有的年轻军官是他的学生，说他是一个很严厉的少有的狠人。路易塞尔到任以后，果然名不虚传，强硬、苛刻、精明，有时几乎不通情理。

我在装甲运兵车的事情上尝到了路易塞尔的厉害。我的职责之一，是保证全连的装甲运兵车永远停放得当，要头朝山下，每辆车的左前角必须与另一辆车的右前角取齐，以便随时准备好一齐出动冲向红军。路易塞尔要求很严格，可以说是用测量仪器检查车辆是否整齐，要是发现有一辆车一个角没有对准，我们就会被训斥得狗血淋头。

一天，我在值班室给本连一名军官打电话，因为着急而大声嚷了起来，恰好路易塞尔进来听见了。他把我叫到一边，狠狠斥责了我的行为。此后不久，我读了他给我写的鉴定，其中写道：“他脾气急躁，尚能努力控制。”这句话在外行人看来也许算不上灾难。但就鉴定用语而言，这是对我的严厉批评。从我在后备军官训练团穿上军装的第一天起，这是我的鉴定报告中第一次出现的批评。路易塞尔把我叫去，让我坐下，又提起我打电话发火的事。他告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