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2/4 页)

句话；“小黄，不干净的钱最好还是不要去碰。相信一点，只要你不是傻子，越有钱就越有钱，越没钱就越没钱，要想越有钱就去当老板，要想越没钱，就去当工人吧。”我当时不太明白老毛的这句话，说；“钱么纸么花么干净不干净谁知道？有得花就行。”可是现在的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不干净的钱花着心里不踏实。

有人说；“当老板就是自己给自己打工，太累了，不如当工人来得自在。”图自在干嘛不回去种地去？这个社会只要干活就能吃饱饭，种地多好，干嘛跑到城里来混？在农村搂着老婆田间地头热炕头，随便玩又舒服，吸的还是80％纯天然氧气，何故跑到城里来吸100％受过污染的工业烟尘？特别是越繁华越现代化的大城市。

深圳就是这样的，让人感觉像是来到了地狱。

那一年，我逃到了深圳。本来计划的目标是上海，因为杨红的大哥在上海工作，有亲可投。可是我就是想着到深圳去，因为我听说深圳就是天堂。

无知是可怕的，不知道什么叫金融的人当然就不知道什么叫金融危机了。这一年是1998年的冬季，我离开新疆的那天正好是这一年乌鲁木齐的第一场雪。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飘飘洒洒落在地上，我迈出的每一步都是那么的沉重，每一脚踩下去都是一个清晰的印迹。整个世界白茫茫的一片，凉气逼人，冥冥之中好像就预示着我们此行必定寒风瑟瑟。

起风了。

秋天的最后一片叶子在寒风中坠落，在风雪中翻卷着，然后不知所踪。车和车之间用喇叭和大灯打着招呼，蹒跚而行，人和人之间挨着走都看不清对方的脸。杨红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抓出了汗，可能是我太瘦小，她生怕我被风吹走了。她的身子轻靠着我，暖暖的她紧紧地搂着我的腰，脸上些许的忧愁全被几缕青丝遮盖，黑白分明，红红的唇。

风开始猛烈地吹，雪花一片一片打到脸上，有点潮湿。杨红忽然想到了什么，猛然停住脚步，眼中带着迟疑，说；“正元，听说到深圳要办边防证。”

我停住了脚步，皱了皱眉头回道；“管不了那么多了，到地方再说吧。”我不想因为任何事情阻止我逃跑的决心，提起背包，径直朝候车室走去，杨红碎着步子紧跟在后。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有座高大的石雕像，平时是灰褐色的，现在完全变成了白色，渐渐地越来越白。

风停了，雪依然在飘，世界变得一片寂静。我又闯入了繁杂，候车室里的人真多，我们都等待着离开。

乌鲁木齐的票贩子很猖狂，一张到兰州的票要加价八十。列车员拿着一个钢戳挨个在所有乘客的车票上盖个大红章子，一路问乘客；“你是不是在车站售票口买的？”

所有人都说；“是。”你只能说是不敢说不是。

我当时不知道也不明白列车员为什么要在已经检过的票上盖戳，为什么还要那样问我？心说就算我是在票贩子手里买的我也不敢说呀？我当时很担心他问第二遍，那样的话我会实话实说的，那样他们是不是会让我半路下车？或者罚我的款？好在他没多问一句。后来我才想明白，原来盖戳是为了证明此票是在售票口购买的红头证明，证明此票绝对不是高价票，他们是怕有些不识时务的乘客拿着车票去举报他们。

举报他们什么？当然是举报铁路售票部门把票都卖给了票贩子了。

有人骂道；“这帮杂碎。”我更明白了。

03

我选择在兰州转车直抵广州，也不能算是选择，票贩子手里只有到兰州的票，所以我只能到兰州转车。广州很繁华，人很多，也很有商业意识，一出站就有人问；“要不要毕业证结婚证和边防证？”杨红笑了，问；“边防证一个多少钱？”那人说；“二百元人民币一个半个小时搞定。”我们运气挺好，那人挺讲信用，我们拿到了两本印制超级简单的边防证。虽然看上去有点太假，好在一路也没人查，杨红后来觉得这四百块花的实在是有点冤，一路上攥着那边防证埋怨，那表情好像非得让人查一下才觉得这钱花得值。

此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的严冬时期，也是中国股民们最郁闷的季节。我不炒股所以我不郁闷，但我烦恼，因为我比股民们更惨。股民们只是股票被套牢，迟早会有翻盘的机会，而我比倾家荡产还惨。

人挪活，树挪死。以前总听朋友说在深圳当个工人都比在新疆当个老板赚的钱多。所以，我不听杨红的话坚决地选择了深圳。

我和杨红一出深圳火车站就在广场上四处巡视了三十分钟，确信这里依然是中国。从冰天雪地到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