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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1）
当默多克向你提供《泰晤士报》的这个职位时，你是怎么想的？仅仅是自豪吗？ 啊，当然很自豪，我感觉很受抬举。我并不自负，但我认为成为《泰晤士报》的总编是件很自然的事。我非常幸运，但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因为《泰晤士报》是一家如此优秀和拥有深刻洞见力的报纸。 当时，你打算如何重新设计（redesign），甚至重新定义（redefine）这份报纸？ 我知道《泰晤士报》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报纸之一，但是不同的市场之间是有区别的。首先是要在这个不客观的世界上做到客观；第二是要给不同的声音提供平台，这样读者才有机会了解到各种不同的观点。对报纸的重新设计还包括，要有雄心。虽然这样做有时候会犯错，但是不会变得乏味。对于一份报纸来说，一旦变得乏味就近乎死亡。有时候，我们的员工会错误地认为好文章就可以允许冗长，我不这么看。 作为《泰晤士报》有史以来的第一任外籍总编，你怎么看待《泰晤士报》的伟大传统？有托马斯·巴恩斯（Thomas Barnes）、约翰·德兰尼（John Delane），甚至20年前的哈罗德·伊万斯（Harold Evans）在前，你有没有感受到过焦虑？ 我很了解《泰晤士报》伟大的前任，但不是人物本身，更多的是这份报纸的声誉。我总是很在乎这份报纸的声誉，担了很多心。你不能被声誉吓倒，但同时，为了这份声誉你又不能冒一点风险。所以，给我压力的更多的是这份报纸本身，而不是那些人物。 哈罗德·伊文斯和默多克之间曾经不愉快的经历有没有让你担心过？ 呃，当时我不在场。但我看过他的书，对于这件事知道一点。呃，接受这个职位之前，我和比较了解默多克并且我很看重其意见的人谈过，他们说我应该接受。我的前任明白，我也很明白，默多克是一名杰出的实业家。但《泰晤士报》并非是一份能赚很多钱的报纸，而是一份拥有大量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一份志在做出优秀新闻的报纸。这是一个需要大量投入的行业。事实上，鲁伯特·默多克在这方面提供了大量额外的资源。这些钱该怎么用他没有插过手，因为他很信任我的判断。看起来，我获得的建议是正确的。默多克爱报纸，他对此充满了感情，他想知道编辑都在做什么，因为他希望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扩展了（新闻工作者的）手法，扩展了（新闻）传统。每次我和他谈话，他都会真实地表现出对我们在工作中所采用的编辑手法的好奇。他没有对我说过应该做这个或应该做那个，他只是表现出了他对新闻的热爱。 在这个国家，人们不相信我所说的话，人们总说“噢，他一定要干涉你了”，“噢，他一定要对你指手画脚了”。但真正的事实是，他以前没有、现在也从没有这么做过。但是，因为人们对他有太多的误解—对他怀有成见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外来者，所以不管你对人们说什么，都没人会相信你。 人们常说默多克是个利润至上的人，他总是想裁减更多的人员以增加利润。你感受到过这方面的压力吗？ 恰恰相反，他真正在想的是怎样做一份伟大的报纸。每回跟他谈话要资源时，他只会问我需要什么可使这份报纸更成功，而不是应该裁这个，应该减那个。这些都是我个人的体会。 你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业新闻工作者之一，《金融时报》的美国版也给你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泰晤士报》以其政治报道而闻名于世。你个人的经历会怎样影响《泰晤士报》的文化？ 呃，不管我从事商业新闻与否，《金融时报》本身提供的就是高质量的新闻。我个人的经验是，这两份报纸都是在致力于成功报道一些很难做好的主题。的确，商业报道的特殊性就在于，如果你懂得债券市场，你就会知道市场上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在纽约时要做到的是，你写的报道要尽量让不懂资本市场的人看了也能明白，这样才能让更多的读者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