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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工人阶级的权益。

1922年秋天，李大钊又曾两临洛阳与吴佩孚会晤。这主要是为执行党内制定的“孙吴联合”主张，继续做吴佩孚的工作，以实现南北统一的革命局面。这一年的9月，李大钊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示和*中央西湖会议的精神，在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实现国共合作问题。为此李大钊到洛阳会见吴佩孚，通报了与孙中山会谈的情况，以便争取吴佩孚，实现“孙吴联合”。一个月后，李大钊陪同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到洛阳会见吴佩孚。吴佩孚当时表示支持孙中山，实际上是想用此来粉饰南北统一局面。李大钊的两次洛阳之行，对促进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

1923年2月7日，汉口发生了“二七”惨案，吴佩孚公然下令**的铁路工人，在江岸车站杀死工人30多人，杀伤工人200多人，林祥谦等*领导人壮烈牺牲，共产党员施洋被捕后也被杀害。得知这一凶讯，李大钊对于这么多阶级弟兄的牺牲，心如刀割，悲愤交加，心情悲伤到了极点。他立刻写信给白坚武，断绝他与白坚武多年的友谊。对吴佩孚，他更是深恶痛绝，将其视为整个革命事业和人民的仇敌。

同门异户的“芥蒂”：周扬与丁玲

周扬和丁玲都是湖南人，周扬的故乡益阳与丁玲的生长地常德相距仅几十公里，到了外省一般都以同乡相称。他们同为“左联”作家，也都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周扬是在丁玲1933年被捕后，接任这个职务的。

最初，周扬与丁玲的关系很正常，1932年丁玲创作短篇小说《给孩子们》时，还特意将小说人物的名字用了周扬孩子的名字，一个叫艾若，一个叫迈克尔。她说：“他们都是同事的儿子，很好玩么！”就是在延安周扬担任了鲁艺学院院长之后，丁玲见到他，还总是直呼他的名字“起应”，而不是称他为“院长”，可见，他们的关系很不错，并没有表现出尖锐的矛盾。

周扬与冯雪峰的矛盾很尖锐，而且他也知道冯雪峰与丁玲的关系很好，但是，当年进行“两个口号”论争时，丁玲被关在监狱里，没有参与他们的论争。即使是周扬因冯雪峰而对丁玲心存芥蒂，但在当时却没有显露出周扬怨恨丁玲的迹象。

他们的矛盾是1940年以后发生在延安的。1941年4月《解放日报》创刊，丁玲担任文艺副刊主编。于同年10月，她在副刊上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在她的号召下，延安的一些作家，特别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成立后，吸纳的一些新来延安的作家，积极响应，发表了一些杂文，引发了文学创作的“暴露与歌颂”的争论。而周扬的文艺理论的核心则是接受了斯大林的文艺思想，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创作的内容以“歌颂”为主。因此，在延安整风时，丁玲遭受到严厉批评，虽然在毛泽东的保护下她过了关，但她与周扬的矛盾也就形成了。有一次，丁玲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就表示了对周扬的不满，并要求搬掉周扬这块文艺界的“石头”。

1948年6月，丁玲完成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后，将稿子送给担任*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审阅，请他提意见。但稿子交给他之后，犹如石沉大海，一直没有反应。同年10月在晋察冀边区举行的土地会议上，彭真讲话时批评有的干部有地富思想，说有的作家写地主家的女儿如何漂亮，贫农家里怎样脏。丁玲马上意识到这是指她。让她纳闷的是，她的小说初稿只给周扬看过，别人都没有看过。她怀疑是周扬给打的小报告。这件事后，丁玲与周扬的隔阂进一步加重了。

1949年6月第一届文代会筹备期间，毛泽东曾征求丁玲的意见，问她文艺界党内谁挂帅为好，丁玲出于公心和周扬的社会威望，建议周扬挂帅。这说明，丁玲对周扬的工作能力和业绩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建国后，周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不久又任*副部长。丁玲担任《文艺报》主编。丁玲作为周扬的下级，在工作联系中，她发现周扬对同志有亲疏之分，对那些与他有过意见分歧的同志，如冯雪峰、柯仲平、萧三等人，态度冷淡，甚至怀有戒备。一次周扬到丁玲家来时，丁玲建议他应该团结有过意见的同志，不要让他们总是怕犯错误被你抓住，心怀顾虑。周扬承认对有的老同志心存戒备，但并没有主动去团结。丁玲还发现，平时周扬对丁玲主编的《文艺报》很少过问，可是一旦出了差错，他不是雷厉风行地开会讨论，就是四处宣扬。对此，丁玲十分反感。她认为周扬平时不动声色，关键时刻突然猛刺一枪，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