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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上的“强迫症”就是一种典型的少年人的心态,即boy的心态。一代一代的美国的革命家,无论它们的年龄有多大,都可以被称为“男孩革命家”。在富兰克林、杰斐逊身上,在从美国独立至今的所有以“离经叛道者”面目出现的“革命家”身上,都明显存在着这种少年人心态。
少年人心态是一个人,一种文化处于健康、活泼、向上状态的显著标志。虽然这种心态在美国人身上最为明显,但却并非美国人所特有。
在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痛感传统的中国文化暮气沉沉,如同一个老年人,缺乏一种生龙活虎的少年精神,所以特意提出“少年中国”的概念,为将来的中国树立一种新的文化理想。其实中国文化中本来并不完全缺乏一种少年精神。在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篇谈论中国侠客精神的文章(《青衿无名》)干脆把侠的精神称为“少年精神”。作者定道:“现在尚无力为这一诗意的称谓找到与之匹配的概念解释,只能以下面不够周全的形容讲述它的内涵:少年一般的心情,青春气,活力敏锐,是积极,是不拘于文化的个性,是创造文化的可能,是充满向往、希望、梦幻的心理定位,是活泼,是有所为……。据说中国的唐代是这一精神的一种文化典范,在儒、佛、侠混合的时代而出现的少年精神,体现在最能代表唐代的诗歌上,返顾历史上李白等人的咏侠诗,侠骨以文的形式保留下来,而少年精神的表现不仅局限于文学,更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社会各个方面,所以称为盛世,这是此前此后者未能达到的峰巅;它在文化上不仅可与世界对话,而且事实上是引领着世界文化的发展……而在唐代,最重要的文化精神,是不能不考虑它的积极进取的少年精神的。”
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大致相当于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我们可以把唐代时候的中国称为“少年中国”,然而唐代之后,唐人那种少年情怀和趣味在以重文轻武著称的宋代迅速消散,尚武尚侠的风气以及集中体现在李白诗歌中的对于少年精神的颂扬从此而绝(后世文人学者论唐宋文学的差别,常常把唐人精神归结为少年气质,把宋人精神归结老年气质,因此有“少时喜唐音,老时尚宋调”的说法。钱钟书的概括最为准确:“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忧,乃染宋调。”)。
而美国从一开始就是“少年美国”。少年气,或者说“牛仔气”,一直是美国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的基本特色。这种少年气与具体哪一个人的年龄没有太大的关系,比如海明威笔下的那个老人在骨子里也充满着少年气或者说牛仔气。数字时代诞生于并且只能诞生于美国,原因就在于数字技术本来就是一种少年气、牛仔气而非成年气更非老年气的技术。
在这一点上,尼葛洛庞蒂的描述可作为很好的旁证。他的《数字化生存》一书,是他发表在《连线》杂志上的专栏文章集结、整理而成的。他能成为《连线》杂志最受欢迎的专栏作家,首先要归功于他的儿子——正是由于儿子的推荐,他才注意到这份杂志。在为《连线》杂志撰定文章的过程中,他发现,在这份杂志的读者中,有很多是10到15岁的少年。这些小读者不仅自己阅读这份杂志,而且把它作为圣诞礼物送给父母。这种现象说明,数字技术作为一种知识,打破了学习一般知识时父母充当老师,孩子允当学生的常规。面对数字化技术,孩子们如鱼得水,父母辈反而感到焦虑。儿童和少年在数字时代来临的时候之所以如鱼得水,是因为数字时代本来就是一个少年精神的时代。要知道“在赛柏空间里我们是谁”,就要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拥有或保持这种少年精神(少年气或牛仔气)。如果我们有太多的成人气甚至老人气,那么在赛柏空间和数字时代里只能是充满焦虑、无所失从的落魄者,只能沦为信息和财产(在数字时代,此二者其实是同一回事)上的穷人。只有怀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强制性地使自己陷入不安宁的状态”,“持续不断地再度发明我们自己”,我们才能不至于在如早年美国西部那样动荡不宁的赛柏空间里丧魂落魄。
乔治?吉尔德在《对于 Internet 的焦虑》(Angest on Internet)一文中谈到了许许多多“焦虑”,在我看来,这些“焦虑”说到底都是一些垂垂老者对于青春少年的阴暗心理,鲁德主义和技术虚无主义是其极端。吉尔德花了很大的篇幅分析了一位名叫阿维?弗里德曼(Avi
Freedman)的经历,意在表明 Internet 的真正生机所在。弗里德曼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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