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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开明看做忠实的朋友。

上面提到的那位开明负责人便是后来的总经理范洗人，我那些熟人中他“走”得最早，我也只有在他一个人的灵前行礼告别，那是在一九五一年，开明还不曾结束。记得在抗战后期我在上海、在桂林、在重庆常见到他，同他一起喝过酒，躲过警报，吃过狗肉，可惜我的酒量比他差得远。那些年我写文章、办书店、谈恋爱，各处奔跑。最后离开广州和桂林，两次我几乎都是“全军覆没”，一九三八年“逃难”到桂林，连过冬的衣服也没有。在狼狈不堪的日子里我常常得到开明的支持。可以说，没有开明，就不会有我这六十几年的文学生活。当然我也会活下去，会继续写作，但是我不会编印文化生活社出的那许多书，书印出来就让敌军的炸弹和炮火毁掉。一批书刚刚成了灰烬，第二批又在读者眼前出现；一个据点给摧毁了，新的据点又给建立起来。没有开明，我不可能赤手空拳在抗战八年中间做那些事情。在那些年我常说：什么地方只要有开明分店，我就有依靠，只要找着朋友，我的工作就会得到支持，用不着为吃饭穿衣担忧，只愁自己写不出读者需要的好作品。那些年我经常同开明往来，我写作，我编印书刊，我想的就是这件事情。

我与开明（3）

我在开明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草原集》。一九五○年老友徐调孚向我组稿，并且要我像从前那样给开明介绍稿子，他们打算出一些翻译小说（不用解释，大家也知道，出译文比较保险）。调孚兄是《小说月报》的助理编辑，协助郑振铎、叶圣陶做具体的工作，一九三二年初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被日军炮火摧毁，他便去开明做编辑，我的大部分小说的原稿他都看过，也向别处推荐过我的稿子。这次他找我帮忙，我知道汝龙打算翻译高尔基的小说，就同汝龙商量为开明编了六本高尔基短篇集，其中一本是我的译稿。一九五○年八九月我看完这本书的校样，给开明编辑部送回去。当时开明总店已经迁往北京，在福州路的留守处我只见到熟悉的周予同教授，好像他在主持那里的工作。他是著名的学者、受尊敬的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后来我和他还常在会场上见面。他是一个矮胖子，我看见他那大而圆的脸上和蔼的笑容，总感到十分亲切。这位对中国封建文化下苦功钻研过的经学家，又是“五四”时期冲进赵家楼的新文化战士。不知道因为什么，“文革”开始他就给“抛”了出来，作为头一批“反动学术权威”点名批判。最初一段时期他常常被各路红卫兵从家里拖出来，跪在门口一天批斗五六次。在批林批孔的时期，这位患病的老学者又被押解到曲阜孔庙去忍受种种侮辱。后来他瞎了眼睛，失去了老伴，在病榻上睡了五六年，仍然得不到照顾。他比其他遭受冤屈的开明朋友吃苦更多，不同的是他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他的冤案也得到昭雪。但是对他那样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把一切都推给“四人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要是能活到现在，而且精力充沛像六十七年前攻打赵家楼的大学生那样，那有多好！今天也还需要像他那样的人向封建文化的残余，向封建主义的流毒进攻。不把那些封建渣滓扫除干净，我们是建设不好四化的。

关于开明的朋友我还有许多话要讲，可是我怀疑空话讲多了有什么用。想说而未说的话，我总有一天会把它们写出来，否则我不能得到安宁。一九五三年开明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朋友顾均正写信告诉我开明已经找到“光荣归宿”，书店愿意送给我一部分旧作的纸型，由我挑选，另找出路。我写了回信寄去。不久果然给我运来了一箱纸型，我把它们转赠给平明出版社，我的一些旧作才有机会重见读者。

开明结束，我和过去那些朋友很少见面，但是我每次上京，总要去探望顾均正夫妇。前两年我在医院中还写过怀念文章重温我和这一家人的淡如水的友情。我在知识分子中间生活了这几十年，谈到知识分子，我就想起这位不声不响、踏踏实实在书桌跟前埋头工作了一生的老友。这样的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正是我们国家不可少的支柱。不知为什么，在新社会里也还有人不信任他们。眼光远大的人愿意做识别千里马的伯乐，却没有想到国家属于全体公民，在需要的时候每个公民可以主动地为祖国献身。开明是知识分子成堆的书店，它不过做了一点它应当做的事情，因此在它结束以后三十几年还有人称赞它的传统，表扬它的作风。然而可惜的是只有在拜金主义的浪潮冲击我们的出版事业，不少人争先翻印通俗小说、推销赚钱小报的时候，才有人想起那个早已不存在的书店和它的好传统、好作风，是不是来迟了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