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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时间是很紧张的。在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时候，他一般都在夜晚写作，而在白天，日军设在北平的航空学校，常常前来侦察轰炸，这时候，萧克就搬个小凳子，在村外山坡上一坐，平心静气地开始写作。任凭敌机轰炸，我自岿然不动。

初稿写成后，萧克又几次修改，稿纸攒成厚厚一摞。战争年代纸张匮乏，萧克只能有时用办公纸，有时用书信纸。直到1985年，萧克从领导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才抽出时间，再次修改这部小说。他广泛听取意见，甚至包括当年批判这部小说时的一些善意、合理的意见。1988年，在八一建军节前夕，这部经历51年漫长创作过程，充满传奇色彩的小说，终于以《浴血罗霄》之名问世。

离休之前，萧克重新干起了祖上的教书营生。不过，这时候萧克教的不是童蒙或者私塾，而是我军最高军事学府。1972年，他被任命为军政大学校长。在他的主持下，1966年后中断的军事教学在我军最高学府得到了恢复，其中最先开设的课程是“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战略问题”。1977年底，以军政大学军事系、政治系、后勤系为基础，分别组建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萧克被任命为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我于1981年参加了军事学院高级系速成班的学习，成为萧克将军的一位学生。

治军严格的萧克将军治校也严。给我深刻印象的例子是我在军事学院的同学李海波，由于要出国担任我驻苏联的武官，需要提前毕业，但萧克院长坚持要毕业就必须考试合格。结果，为了李海波一个人，学院专门组织了一次考试。李海波最终取得了优秀成绩。李海波后来回国后曾任沈阳军区参谋长，不幸于1991年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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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飞机是写作的最佳时间（2）

对于我来说，在军事学院的学习过程是一个难得的充电机会。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学到了许多以前不太熟悉的军事学知识。学习期间耳濡目染于萧克的治学治校风格，使我对开国上将的风范有了直接感受。几乎每天早晨，我们都会在学院的大院里看到萧克腰板挺直，健步如飞，一幅典型的武将气概，虎虎生风。我们毕业时，萧克作为院长检阅我们毕业班方队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对剑与书法情有独钟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光楷同志吗？”电话那边，一个亲切而略显苍老的声音问。在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对方自报家门：“我是张爱萍。”

“首长，您好！”听说是张爱萍，我非常激动。虽然不时在报刊上还看到张爱萍的消息，但我已经很久没有直接聆听他的声音了。离开领导岗位之前，张爱萍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秘书长、国防部长等职，急切之间，我一时竟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才好。

“光楷同志，我想请你办一件事。”张爱萍说。原来，张爱萍熟悉的一位老同志在我分管的部门，遇到了一件有争议的事，张爱萍希望我主持公道，妥善处理。

“你们不要因为我打了招呼，就草率地作出决定。希望你们认真调查一下，切实按照客观历史事实，给他一个公平对待，”张爱萍最后说，“如果有了结论，希望你能告诉我一声。”

挂了电话，余音袅袅。张爱萍的谦和与负责让我很受感动。我立即要求有关部门对张爱萍提到的事情进行调查。不久，我将调查和处理结果向张爱萍作了汇报，张爱萍谦和而客气地表示了感谢。

1982年11月19日，五届人大第25次常委会上，张爱萍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使他在主抓国防科技工业之外又肩负起军事外交的领导职责。在此期间，我和张爱萍有了比较多的接触。几年时间里，张爱萍作为国防部长相继访问了加拿大、法国、日本、英国、美国等国，接待了朝鲜、日本、澳大利亚、罗马尼亚、意大利、乌干达、加拿大等国军队的领导人。在军事外交工作中，张爱萍重点突出、方法灵活、注重效果、不事虚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88年春，张爱萍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同时结束了近70年的军旅生涯。5年多时间里，张爱萍给我国的军事外交留下了许多重要影响。仅从迎宾礼仪的角度讲，他改变了过去对来访军事代表团不举行检阅仪仗队的陈规，主张不仅要搞，而且要搞好。过去馈赠外宾的礼物大都是景泰蓝工艺品，经张爱萍提议，增加了代表中国军事传统的龙泉宝剑。在这个细节上，也体现了张爱萍对剑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