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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陈根生指示写出一份检讨给工作组，才算过关。在舅舅小心谨慎学习文件的那天下午，红棉生产队张二槐跌跌爬爬地来喊我舅舅，红棉队一头正在耕田的牯牛急性拉稀，已经瘫倒了，我舅舅听了后，夹起箱子就跑，黄国标正在讲到“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他命令我舅舅：“不许走！”等学到黄昏我舅舅赶到红棉小队的时候，那头正当壮年的牯牛已经咽气了，养牛的张二槐抱住牛头捶兄顿足号啕大哭，黄国标不会知道，乡下的一头耕牛比一条人命还要重要，去年冬天前庙生产队死了一条耕牛，看牛的钱朝贵就上吊自杀了，所以我舅舅只要一听到牛病了，总是拔腿就跑。

第二天前庙队又有人来叫我舅舅，生产队十八头猪患暑热不吃食了，我舅舅跟大队书记陈根生请假，陈根生看了看黄国标，黄国标非常果断地说了两个字不行。一向温和的我舅舅终于眼睛通红地在学文件会上跟黄国标干了起来，他将颜色陈旧的药箱子垛到黄国标面前的一堆文件上：“你们这些城里大老爷们对人民群众还有没有一点阶级感情，红棉队的牛已经死了，还要前庙队再死几十头猪，安的什么心？”

黄国标愣住了，他嘴上的胡子在夏天的闷热中渗出许多汗水。突然他从猝不及防的袭击中迅速反应过来，于是果断地拍响了桌子：“下面有没有基干民兵？给我将郑天良捆起来，我现在就可以定他个现行反革命。”

可下面一点动静都没有，现场僵住了，空气也凝固了。

我舅舅一副李玉和英勇就义前的大义凛然。

陈根生就像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伪军一样，一边对黄国标点头哈腰，一边狠狠地训斥我舅舅：“郑天良，如果你不写出触及灵魂的检查来，我就把你吊在树上抽！”可我舅舅拎起药箱义无反顾地消失在黄国标愤怒的目光中。

此事过后，黄国标也感到非常烦恼，县里阶级斗争搞得如火如荼，可乡下却死水一潭，难怪毛主席当年要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群众的觉悟太低，连郑天良这样回乡知识青年都对革命如此冷漠。于是他在乡下一边忍受着蚊子的叮咬，一边怀念在县招待所吹电风扇的幸福生活。黄国标是县委招待所的所长，这次被派下来要在大队干一年的工作组长，两个组员是县里和区里派来的女同志，只会读读文件，也干不了什么大事。陈根生就对黄国标说：“黄组长，群众觉悟低，我也有责任，说老实话，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几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个杀人放火的坏人，顶多有些偷鸡摸狗的，阶级斗争难度确实很大。”工作组住在大队部自己烧柴火做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陈根生给黄国标送来了两条鱼，以示关心，黄国标按规定付了三毛四分钱。陈根生对黄国标说：“黄组长，你是县里的领导，能不能给我们从县化肥厂弄点化肥来，最好价格能便宜一点。这样你就既为我们‘抓革命’，又为我们‘促生产’了。”黄国标自作多情地拍着胸脯说：“没问题。”

黄国标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那时候化肥限产，计划分到每个公社，再分到每个大队每个生产队，县里的政权三天两头地换人，新来的县委书记他还不认识，想弄一两化肥也是不可能的。黄国标找到一个认识的县革委会副主任，副主任给化肥厂批了十二吨氨水的条子，氨水是化肥生产过程中的废水，每吨只要三块钱，气味刺鼻，挥发快，用橡皮囊拉回来后本该立即泼到秧田里。黄国标自作主张地说：“倒进肥料坑里一起沤，肥效高。这叫科学种田。”陈根生等当然不懂科学，就将氨水全都沤进了肥料坑里，上面还用牛粪糊了一层。

三天后，果然整个村里都闻到了氨水发酵弥漫出的刺鼻的气味，社员们都说肥效上来了，其实恰恰是氨气挥发肥效跑光了。于是生产队的社员们在烈日当空的中午去挖氨肥准备送到正在抽穗的稻田。

那时候，我舅舅正在东风生产队骟牛卵子。

壮劳力都去挖科学肥料了。黄国标也斗志昂扬地一起来到现场促生产。肥料坑地势低洼，入口处只有一条道，池子四周都是密不透风的树。最先下去挖盖子的四个社员手里拿着锹和粪舀子情绪激动地看着肥料坑里翻起一个个黑气泡，就像看到了秋后的粮食。只是今天气味有些太浓了，最前面的张光富说：“味道越浓，肥效越高。”他的话还没说完，就一头栽在池子边。

后面三个嘴里骂骂咧咧地说：“你他妈的走路看着点，眼睛瞎了！”后面一个正要拉张光富，身子一歪，就像电影中中了枪弹的反动派一样，仰面倒在池子边。

肥料坑里黑气泡咕咕噜噜地翻着，阳光照射在气泡上，泛出了色彩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