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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为达里尔·柴纳克（4）　负责的20 世纪福斯公司写的东西对编写电影剧本毫无用处，对他本人更是兴味索然；一是素来痛恨为钱而写作，偏偏不得不为钱而写作。后来他说：

“我老是哄自己说，星期六他们要给我钱了，要给钱了。”福克纳编剧本既是大才小用，又力不从心，事情明摆着，他不胜任这项工作。这时，周围人们的好意显得特别宝贵。后来他开始喝酒，“因病”不来领工资，事情就严重了。起先，还能控制，后来便不能自主。1936 年秋，梅塔准备嫁给雷布纳时便失控过几次。1937

年春，陷于寂寞和挫折中的福克纳常会“在火炉中醒来”，他称“黎巴嫩香柏”和“好撒玛利亚人”这些医院为火炉。从昏迷和虚弱中醒来可不好受，特别在医院的一片白色下，倍觉羞愧。福克纳断断续续酗酒多年，明目张胆。有时“装醉”，犹如以前装小丑；有时爱吹嘘酒量大而不醉。第一次大战后不久，他已开始装成借酒浇愁的人，和当时扮演的其他角色一样，既使自己显得神秘莫测，又可用作烟幕。

但大部分时间，酒杯拿得起放得下。吉尔生下后，他戒酒近一年。只有在“内心实在紊乱痛苦”时，才失去控制。

他扮演过借酒浇愁的角色，他亲尝借酒浇愁的滋味。1936 与1937 年之交在加州，他开始来真的时候多，假的时候少。一部分原因是夫妻生活不和谐。梅塔的分手使他十分痛苦，但是直到《野棕榈》（1939）一书出版寸挑明。还有一些不太明显的原因：他不喜欢好莱坞，他曾对弟弟说：“要不是为了钱，才不愿意住在那里呢。”他怀念他所习惯的消遣和去处，特别是山揪别业和牛津附近的山林。他讨厌好莱坞的时髦消遣——宴会和鸡尾酒会，蔑视那些场合的谈话。8　月，距迪安去世9　个月，弗能·翁利这位老资格的闯荡江湖的飞行教练在搭乘芝加哥南方航空公司的班机时空难死去。一个月后，福克纳恢复飞行，但是在迈因斯机场租机单飞竟比寂寞更加难受。亡弟亡友的回忆不仅使他痛苦，还使他害怕。又过了几个月后，飞行才重新成为消遣而不是对意志力的残酷考验。

然而，飞行不止是消遣，它能召回怀念的工作情景和满足心情。现在家居的房子和工作场所的平房里都没有他独用的房间，没有可以卸下的门球。

用他的后来说，淹没在电影堆里，几乎没法做自己的工作。《押沙龙，押沙龙！

》的校样看完，眼前又是一片空白：他几乎垮了。尽管谈起过写些新的短篇或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打算，真正落实的还是旧作：《押沙龙，押沙龙！》和为《晚邮报》写的系列故事。既然人在好莱坞，便想把托玛斯·塞特潘的故事卖给电影界，说不定不通过经纪人，可以赚到足够的钱跳出电影界。但是开价从“至少10 万元”降到5　万还找不到买主，他只好死心。烦躁不安日甚一日时，他又回去搞巴亚尔和林戈的故事。他在12 月中写信给贝内特·瑟夫说，想把为《晚邮报》写的许多短篇编成一本书，不知兰登书屋以为如何？

有工作在身，加上心情沮丧，编《未被征服者》不啻为上策；新的创作不多，有大量的修订和改写，后者还往往引出前者，其中有一大段扩充，那是一个长长的结束段，叫作《维勃那的香味》。《维勃那的香味》取材于前几段故事，把《未被征服者》推向解决，从而把系列故事连缀成长篇。可是，虽说容易，进度却不快。

修改工作直到春天才有进展，7　月中才完全结束全书的最后一段。

把《未被征服者》的最后一段寄给兰登书屋时，福克纳独自一人在好莱坞，埃斯特尔和吉尔已于5　月回牛津，他也准备离开那里；7　月，20 世纪福斯公司声称不考虑再签合同。本未他已“受够了电影”，苦苦想念吉尔，下签合同也好，可以松口气；但是他主要的感觉是失败。好莱坞的收入太好了：1936 年挣了大约2　万元，1937 年前8　个月挣了不止2　万1　千元。要实现不愁钱用的旧梦，他需要续签合同、需要更高的薪水，而不是就此了结。

最后几周中，福克纳写写书、开开飞机、喝喝酒。告别几个朋友后，跟达里尔·柴纳克约了一个时间把自己对他和电影厂的看法一股脑发泄个痛快。9　月，回牛津，和女儿玩，在贝利树林里散步骑马。第二年4　月，看中30 英亩的一块地，决定买下，作为庆祝40 岁生日给自己和家人的礼物。

离家虽一年有余，回来不久又外出。10 月中旬去纽约，心里惦着几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