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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立即将这一新的情况告诉了周佛海。他在听完高的讲述后，立即推想到，可能是蒋介石已产生了某种顾虑。他说：“蒋介石是脑筋非常好的人。关于此事似在事后立刻就想到，把高宗武送到香港太危险，将要被和平派所乘，还是把他留在汉口安妥的样子。”148

暗中通敌（2）

由于有蒋介石的阻止，高宗武犹豫不决，但是周佛海却再三怂恿高宗武抗命前往香港。他对高宗武说：“责任我愿负担，你还是放心去吧。”结果高宗武被说服了，于是便下定决心，于22日飞往香港了。周佛海说：“当时我若不说出要负责任，则高宗武绝对下不了出发的勇气。”149因此，他对高宗武的决心衷心地佩服。

高宗武到香港的公开名义，是设立机关搜集与研究日本情报。实际上，他的活动范围不止于香港，这一点，在其赴港时，周佛海已对高宗武有了明确的交代。周佛海说：“我曾对高宗武说过：‘你到了香港之后，立即转赴上海去吧，在香港仍是得不到情报的，还是到上海去吧’，因此，他就立即上上海去了。”150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在高宗武22日飞离汉口往香港后，周佛海才对蒋介石报告说：“高宗武在汉口得不到情报，所以他上上海去了。”周佛海说，蒋介石在听了他的报告后，“只说了‘是的吗？’一句而已，那时并无说出什么话。”151

此前，周佛海向蒋介石提交的搜集情报的计划，和此时报告高宗武的行踪，在地点上有很大的区别，而蒋介石并未作出何种反对的表示，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时至今日，我们尚未找到何种史料予以说明，也不能妄加猜测。但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当时的心理是很矛盾的，即赞成此举，但又担心为和平派所乘。而周佛海恰恰利用了蒋的矛盾心理，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迫蒋承认。

高宗武抵香港后不久，便照计划到了上海。当时，周佛海本人也曾计划去香港，只是由于蒋介石的一再反对，终于未能成行。3月5日周佛海写信给杨淑慧，谓：“最好我能赴港，因为顺便处理国际研究室的事情。会里可以替我买票，林柏生就是我们委托他办此事的，大约宗武已介绍他和你见过面了。”152

周佛海所谓“国际研究室”，亦即国际编译社；所谓“会里”，亦即“艺文研究会”，林柏生时为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负责人。他所谓要“顺便处理国际研究室的事情”，究指何事，信中并未说明，但必定与高宗武的行动有关。

3月13日，周佛海写给杨淑慧的信中有谓：“宗武若回，你可留他们夫妇暂住我家，俟找得房子再搬。”并“附致宗武夫妇一缄，请转交。”

从他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高宗武已去了上海，并且即将返回香港。而且高宗武由香港赴上海时很匆忙，连住处都未找好，以致返港后不得不暂住杨淑慧处。这也说明周佛海对高宗武的一切考虑得都很细心。据周佛海信件的地址，杨淑慧时住香港铜罗湾大坑道12号3楼。

那么，周佛海为何要高宗武到香港后，立即转赴上海呢？其中原因也并非是由于在香港搜集不到情报的缘故，而是另有秘密。

早在1937年12月11日，国民政府拒绝了日本的“议和”条件，陶德曼调停已经失败，周佛海、高宗武便有了派人往上海与日本谋和的秘密计划。1937年12月27日，周佛海在他当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宗武来，谈接沪电，日有进行调解。”

这则日记实在过于简单，使人难于完全理解。但从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高宗武始终与上海某方面保持密切联系；二是对方已表示愿意调解。而所谓“调解”，当然是指中日战争。如果我们把这则日记与下述董道宁的活动联系起来分析，也许能从中悟出某种必然的关联。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暗中通敌（3）

董道宁时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他虽然生在浙江宁波，但长在日本，长相也像日本人，有“日本人”之称，是一个地道的日本通。他虽然比高宗武年长10岁，但却是高的部下。1938年1月16日前的某一天，当时陶德曼的“调停”尚未公开宣布失败，董道宁由战时的汉口到了已经沦陷的上海，并往黄浦滩和南京路拐角上的汇中饭店会见了日人西义显。

西义显是日本满铁株式会社总裁（后任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门生。战前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