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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150亿美元之间。

纳税人的钱能否用得更合理呢？至少有8点值得商榷：　�

给企业优惠的理由是市场失灵有些夸大了，市场失灵是政治争论中常用的论据。

�　政府在评定产业成败时往往错误百出（参见第2章）。

�　企业优惠不公平，有政治权势的企业获得更大的份额。

�　企业补贴是一种退步，因为政府向公众筹集的资金流入到富裕企业及其股东腰包里。

�　政府干预市场为掠取消费者支出的利益集团创造沃土——即使是出于公心的政策也难逃此劫。

�　直接、间接补贴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破坏了市场效率。

�　税收减免和保护主义的企业优惠形式比较隐蔽，成本的最终负担者很难意识到是自己负担了成本。

�　大量的金钱花费在院外活动上，经常与*程序唱对台戏。最坏的企业优惠是政府补贴，有百害而无一利。

富国对农民的补贴损害了富国消费者和穷国农民的利益

农业政策与政治的关系要比与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农民的政治影响力来自一些基本的担忧：第一，是对粮食供给安全的担忧，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过分依赖外国食品供给或面对自然灾害措手不及，美国的农业资助计划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农产品价格崩溃（正值大萧条），旱灾使许多农业家庭陷入贫困，资助计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的。第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倾向于保留富有浪漫色彩的小型家庭所有农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还有一个担忧源自美国农民生产力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由于先进的机械设备、技术和管理的引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农业生产翻了10番，生产力的高速增长引起食品价格（考虑通胀因素之后的价格）长期持续下降，这一变化有利于消费者，但对农场尤其是小型农场是非常不利的。

虽然是出于好心，但农业支持项目耗资巨大、缺乏效率。为挽救农场，支持农民的经费来源是食品价格上涨或更高的税收，支持额度是农民收入的若干倍，而且用于支持小农场的项目资金最终却由并不需要扶持的大农场获得。

虽然农业部门的就业岗位仅占全部工作岗位的2％，华盛顿（指美国政府）的直接或间接补贴中（2006年总价值达到450亿美元）约有半数用于支持农业部门。问题是补贴中的3/4被最富的10％的农民获得了。

欧洲和日本的农业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更严重。无论是与农场的收益之比还是与GDP的比值，欧洲与日本农场得到的补贴远远高于美国农场，近一半的欧共体预算用于共同农业政策（CAP）。20世纪中期，由于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及对进口的限制，欧洲消费者的一些商品的价格大大高于同期同类商品的世界平均价格，例如糖的价格高出300％，香蕉价格高出60％。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7章　企业优惠：劫贫济富之举（2）

高价格固然对富国的消费者很不利，但在许多方面，对穷国的农民更为不利。这里以棉花和大米为例作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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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的例子：美国政府给南部30　000棉农补贴约40亿美元，补贴的发放使棉农的产出高于没有补贴时的产量。超额的棉花供给（2001~2006年间出口增长了1倍多）导致世界棉花市场价格下降25％。低价格使西非的贝宁、布基纳法索国、查德、科特迪瓦共和国、马里和塞内加尔的　1　000万棉农的生计受到威胁。较低的劳动工资、适宜的气候条件给这些国家的棉花种植带来的比较优势就毁在了美国的补贴上。

大米的例子：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政府对大米市场的干预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不仅补贴国内大米生产，还对进口大米（有价格优势）征收关税。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对进口占国内消费数量7％的大米实行零关税，超出部分征收500％的进口关税。新兴市场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国家也进行补贴并对国内生产者进行保护。这些变本加厉的保护措施不仅使受保护国国内大米价格上涨（用高价的国产大米代替廉价的进口大米），还使世界大米市场价格下挫（各个国家都鼓励大米的过度生产），又一次损害了有着生产大米优势的国家如加纳的农民及其家庭的利益。

更好的办法：考虑到消费者（包括富国和穷国的）和农民（穷国的）的利益，最好的政策是取消农业补贴和农产品关税。这项政策将降低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