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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危机与我们没有正确掌握世界的发展动态有关。各国政府在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时，就已认识到了世界经济这一重要的限制条件。然而，韩国政府却仍在沿袭“井底之蛙”的老一套模式。

随着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的日益加深，全球经济主体之间因竞争而引起的浮沉也呈现不断加快的趋势。与此同时，在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矛盾也因此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只有韩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拒绝了为生存而要做出改变的最低要求，结果便出现了如此惨淡的局面。

从表面上看，乌云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如果乌云聚集并下起雨来，就有可能淋湿我的外衣、衬衣甚至是袜子。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当然不能与飘浮的云相比。而且，其重要性通过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会变得越来越大。

关于全球化，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是世界经济主体随着相互依赖度的不断深化，逐渐形成单一市场的一系列过程。即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所有的经济主体逐渐深入世界经济的过程。

当然，政府制定政策的效应，也与以往不同。这是因为，世界经济主体对一国政策的反应变得更加敏感。将来，能够正确预测世界经济的动态，并反映其结果的政策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并且，当一个国家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他国家政府限制对象的情况下，政府仍依据本国内部情况而制定出来的政策，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

这正是我们需要改革的部分。行政不能成为国内生产活动的绊脚石，行政更不能成为外国投资者到国内进行投资的障碍。在韩国，能为韩国国民带来工作机遇并主动按时交纳税款的企业家，他们不分国籍，都是大韩民国的爱国者。

然而，在韩国，事业很难开展起来。即使是事业已经开始，但企业的发展有诸多限制，并需要大量的“活动经费”。这说明，政府起到了降低企业竞争力的负面作用。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应以包括属于生产活动在内的一切因素为对象，如资本和经营、劳动和土地以及制度和法律都应是结构调整的对象。而且，在调整目标时，要提高工作效率，其时间越快越好。

资本调整、劳动调整虽然很重要，但是，调整政府的服务才是整个结构调整的核心。政府的行政服务通过制度和法律这种渠道，给生产带来影响。因此，政府部门的结构调整，要迅速、果断地进行。

生产者并不是经济的全部。包括生产者的利润在内，政府应该仔细了解并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同时也要站在生产者的角度考虑，至少不要使我们从破产企业口中听到“因为政府”、“因为公务员”而破产等令人羞愧万分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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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环境极佳的国家（1）

A公司是总部设在日本而生产工厂却在美国的一家企业。公司的法人虽然是日本人，但在公司内部，并没有几个日本职员。然而，在美国的工厂，却有1；000多名美国人在工作。其生产、产品设计、研究开发等主要事业部门都设在了美国。

与此相反，总部设在美国、生产工厂在日本的B公司，其法人是美国人，但整个公司里美国员工也仅有数十名。而设在日本的工厂里，有1；000多名日本人在工作。美国政府应把哪家公司视为美国企业，并提供政策支援以维护国家的利益呢？答案当然是A公司。站在国家的角度上，企业法人的国籍已不再那么重要，国家所关注的是一家公司在本国能够创造出多少就业机会及附加价值。

如果A、B两家公司同时参加美国政府发出的国际招标时，美国政府应支持哪家公司呢？如按照传统的观念，政府肯定会支持B公司。B公司中标拿到项目之后，要根据合同增加产量，其设在日本的工厂由于工作量增加而导致人员不足，需要在日本再度招聘工人。其结果，美国政府间接地为日本做了件好事。

我忽然想到，在参加与跨国企业进军国内相关的TV研讨会时，一位社会学家说过的话。他认为，韩国的IMF危机与我们国家的消费者过于奢侈有关，同时向听众提议广泛开展“购买国货”等爱国运动，并提出“跨国企业进军韩国，只能减弱经济主权”的论理。我个人认为，他是在小题大做。

消费资料的进口，只占韩国进口总数的12％。大部分的进口产品是资源、能源和生产设备。所谓的豪华奢侈性消费资料的进口总额为50亿美元，这与1500亿美元的整体进口额相比，所占比重是极少的。若要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