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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他就发了癫、跑了。黎明时分，我开始四下转悠，找到其他几个人，我们找到一个交叉路口，然后下到了其中一条路上（有两个人在这过程中被击中）。我们又退了回去，找到另一条通向拉斐尔的路。这里距圣…梅尔…爱格里斯五英里，那儿此刻正进行一场激战，我们在这待了四天，在德国人的一场反攻中，打了个平手。（根据美国新奥尔良国立D日博物馆保存的回忆录音整理）

纳撒尼尔R霍斯考特

飞机被击中之际，我们跳了出来，因此，我还能联系上同一架飞机上跳下的四五个人。我们向北转移，打算甩掉德国人，虽然破坏了几处通讯线路，但还是被敌人包围了。我喊道，我们愿意投降，对方的回答是，“好吧，伙计，你们要是干够了，就请出来吧。”后来才知道，这名德国兵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待了十四年。

第二天，这支德军卡车队和战俘遭到了盟军飞机的三次轰炸。卡车上没有战俘或红十字标记，身为这队战俘中的高级军官，我对此提出了抗议，几辆卡车被击中并着了火，一名德军看守开枪打死了一名战俘，这名战俘正设法逃出一辆燃烧的卡车（这后来成了战争法庭上的一项指控）。我在一辆跟在卡车后面的小车上，帮忙将受伤的战俘抬到路边的地里。没有人朝我开枪，但死了十九名战俘，均被葬进了一座集体坟墓。我记下了他们的名字、一部分人的编号和所属部队。

德国人赶着没受伤的战俘向北转移，留下我和两个人守着死者，约有四十五名伤员给带到了附近的一户人家，放在一座谷仓的脏兮兮的地板上。当地的居民很好，极尽所能地为我们带来了褥单、衣服和用来做绷带的布，还将家里的食物悉数拿了出来。德军看守既不帮忙，也不叫医生。

（回忆打印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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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枪手HW克拉克

5日清晨比往日亮，我们接到通知，当天晚上就要“行动”。我们连有一天时间休整，睡觉虽不是问题，但关键是我们都很兴奋。当天下午举行一次祈祷，参加的人数众多。全连的罪人，包括我在内，都去了。晚上8时许，我们整理好装备，带上各自的武器，登上了送我们去机场的卡车。我们赶到塔伦特拉什顿时，夜幕已开始降临。出乎我意料的是，机场上人山人海。我们驱车径直开向霍莎式滑翔机，挨着飞机坐在草地上和滑翔机飞行员闲扯。见我们身上带的分量，飞行员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一些好心人端来一大锅茶水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尝了一口，发现里面掺了好些朗姆酒。晚上十点半，在一片“好运”的欢呼声中，我们登上霍莎，滑翔机内的环境与上下班高峰期伦敦的地铁差不多，机内的官兵个个精神抖擞。约翰霍华德走过来为我们祝福，听他的声音，我们都能感觉到他很激动。第1架霍莎于22时59分起飞，我所在的第2架约在23时升空，其余的霍莎紧随其后，每隔一分钟起飞一架。牵引机是298/644空军中队的哈利法克斯轰炸机。此次任务成功与否，全靠牵引机的乘员和6对飞行员。。tenluo

飞越英吉利海峡只用了一个来小时，我们遇到了非常轻微的涡流。全排群情激昂，一路兴奋地唱到越过法国海岸线。哈利法克斯牵引机突然抛开我们。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没有回头路可走，时间将近1944年6月6日凌晨0时19分，我们知道，滑翔机会继续带着我们飞行三分半钟。排长戴维伍德中尉起身打开滑翔机的前门，后门随即猛地摔开，滑翔机着陆前60秒，伍德中尉喊道“抱紧，防止撞击！”我们挽起胳膊，等着这不可避免的一刻。一段好似定格的时间以后，我们噼里啪啦地摔进大地母亲的怀里。撞击地面的巨大冲击力将我们甩向前方，拉断了安全带。冲击力推着我穿过霍莎一侧的残骸，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排里的其他兄弟也在我身边摔做一团，其中包括戴维伍德中尉。到了这个时候，他手里还紧紧地攥着帆布手榴弹袋。不出几秒钟，我们已整队向大桥出发。远处传来轻武器开火的声音，先是一颗手榴弹的爆炸声，接着是一颗德国人的照明弹腾空而起。邓布拉里奇中尉带领的25排之前刚刚着陆，现正火速赶往大桥，我们要攻打的是贝努维尔方面的外围工事。身为着陆的第二个排，肩负着端掉内围守军的任务。前往大桥的途中，正好经过25排的滑翔机残骸，连长约翰霍华德少校乘的也是这架滑翔机。他将连指挥部设在东岸的一个小碉堡内。我们刚踏上横穿大桥的路，贝努维尔方面就传来了猛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我们是24排，任务是进攻自己的目标。我们一边穿过马路向前冲，一边喊着“贝克、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