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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试，妈妈。”我说。

我想象着她的样子，耳朵贴在话筒上，耳边的头发拢到了后面。我心里也有些慌乱，要不要去看看周鸿章呢？他住在什么医院？这些我可以从母亲这里轻而易举打听出来，可我嘴巴却闭得紧紧的。我希望她能尽快放下电话，剩下我一个人，什么也不做，好耐心回味思量这个消息。

无论周鸿章做过什么，他都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过程。甚至因为他的突然离家，对我来说，反而比陪伴我多年的母亲变得更为重要了。母亲的唠叨还在耳边，一些记忆深处的场景，已经开始向我飘了过来。我的眼泪，没来由地冒了出来。

第二天，我打电话去父亲的单位。他们说他病退了。又将电话转到人事部门，人事部门说他们只处理他的工资问题，对病情并不了解。那么谁了解呢，对了，去问问工会吧，每年他们会慰问病退的职工，他们应该了解情况的。

工会正在给职工分菜油和大米，一个女人一提起电话，就没好气地嚷嚷：“该领的赶紧领走，过期不候。”听我说找周鸿章的住院地方，不耐烦道：“为什么不去问他的家人？”

我没有说我就是他的家人，但女人也没打算放过我。你是他的什么人？她好奇而严厉，问得理直气壮。那么忙，她还要要八卦。

我说是早年的同学，来北京出差，想见见他。

“是女同学啊，”她终于笑了，为得到一条意外的消息而释然了。“地坛医院，出出进进好几回了。病情不轻，你要做好准备。最近他正在那里呢，你去看看他吧。顺便告诉他，工会的同志过两天也会去看他。”

中午吃过饭，我走出了家门。阴沉了好几天的天气，突然放晴了。寒冷而晴朗，天空湛蓝，我仰起头来，才注意到那些寒风中摇落不息的树梢顶端，居然还有零星的黄叶，灿烂的阳光下，随风转动，发出耀眼明亮的光泽来。仿佛冬日中的另一层生命。我拉紧头上的软帽，迈开大步，向地铁口走去。

我已经很久没有进过医院的住院部了。最近的一次，应该是读大学时去看一个得了重病的曾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当时是跟好几个同学一起去的。就在医院的外面，我们还嬉笑怒骂呢。我们太年轻了，不懂得体会病危之人的心境。进了病房，美里将鲜花放在了老师的床头，他尽量鼓起力气，叫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唯独我，他叫不出名字来，但他对着我笑得很开心，说：“你是那个上课总坐在最后一排睡觉的女生。我曾经一直很好奇，想问问你，每堂课都睡，还是只在我的课堂上睡？”

我的脸通红，我没法告诉他，我睡觉，只是因为那学期他的课，全都安排在上午的一二节。

第七章　诺华：　回到北京（6）

老师出院后半年，肾衰竭，从五层楼的家里跳楼自杀了。消息传得很快，它让我立刻想到了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医院看他时的情景。那时住院病房的大楼外的花坛里，有着一丛一丛的鲜花，花儿开得格外鲜艳。有病人躺在手术车上，正在被推进电梯里。走廊来苏水的味道很浓，我打了一个清脆的喷嚏。

我不太担心会在周鸿章的病房里碰到母亲，因为中午她要午休，雷打不动，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时候出来。地铁车厢里人不多，旁边有个看漫画书的小伙子。我们的影子，在黑暗中，同时落在一块玻璃上，就仿佛漂浮在外面似的。

问了好几个医生，终于站在了周鸿章的病房外面，他在特护病房，里面只有两张床。透过门上的玻璃，我看见他正躺在床上，身体很瘦，被子轻飘飘地盖在上面，如同一口气就能吹走。床的周围，有不少仪器，我认得结构复杂的吸痰器。

这么说，他昏迷过。

我突然没有勇气走进去，其实这勇气从我离家出门的那一刻，就没有在我的身上坚定起来。也许母亲在还能好一点，我想，至少，她会告诉周鸿章，我来看过他。

那么，他的心情也许能好一点吧？

你现在能看出了吧，到了北京后，我是否像是换了一个人？是的，就是这么奇怪，我仿佛变色龙似的，心情、性格，尤其是在父母的面前，统统发生变化了。

这阵我在想，我怎么可以两手空空，连一束花都没有带。我失去了在青海时的干脆作风，无论做什么，想什么，我都总是那么的手足无措。

肛肠科，32—33。

我嘴里念叨着，就这么转身出了住院大楼。在医院门口的一个花店里，我订了一束花，让他们送到病房里去。随花的卡片上写什么呢？见我沉思默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