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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破头呢！”

楚风一拍脑袋，恍然大悟。　这时候还没搞八股取士，况且，搞八股取士的明末，汉族儒生也翻译几何原本，倡导西学，连妇女都在讨论几何问题呢！直到满清，整个士林才在压制之下转成了金石考据的腐朽学问。　宋末，读书人除了经史子集，对于天文地理算学之类，或多或少都有涉猎，就算完全不通杂学，还有个语文可以考嘛！

汉重赋，便有扬雄、班固、司马相如；唐重诗，便有李白、杜甫；明清重八股，就有范进中举。　将来多科取士，只要平等对待，不怕读书人不全面发展，说不定若干年后还能考个什么2＋3呢，儒门子弟，自然化为格物致知的有用之材。

“别急，还有呢！”赵筠吐出的下一句话把楚风吓了一跳，“咱们可以著书立说，改造儒家，有理学心学，咱们就不能搞个汉学？”

“别别别，什么之乎者也的，我听了就脑袋疼，这事可做不来！”

“忽必烈能做儒教大宗师，你为什么不能？至少，你是个纯粹地汉人，认得的汉字总比他多几个。　”

什么？蒙古人做儒学大宗师？我听错了吧！

“并无虚言啊，二十五年前金国大儒元好问觐见鞑主，就请忽必烈为天下儒教大宗师。　”

元好问，这名字有点熟，楚风惊问道：“是那个‘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元好问？”

赵筠点点头，“便是此人。　”

真是有才未必有德啊，秦桧发明宋体字，却是个大汉奸，元好问一笔好词，却无耻到奉蒙古人做儒教大宗师。　草他马的！

这便是了，蒙鞑子做得儒家大宗师，我堂堂汉人不能修改儒学？楚风立刻和赵筠探讨起来，两人一个拿典籍翻作白话，一个按需要地意思进行修改，忙了个不亦乐乎。

儒，诞生于东周。　它的一些观点属于普世价值，在任何时候都有积极意义。　但并非儒家独创，比如“信”，难道儒家诞生之前，尧舜禹汤、先秦三代不讲诚信？难道法家商鞅“迁木立信”不是突出地政府诚信？这些东西完全可以保留。

有些部分，中国文字没有标点符号，断句不同，意义便不同。　有的即使断句相同，对字义理解也不同。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断句意思就是要搞愚民政策，君王要做什么让老百姓做就是了，没必要让他们知道朝政。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种断句就是说，老百姓赞同你的政策，就可以大干快上；老百姓不赞成，就得摆事实讲道理，做好说服解释工作。

楚风自然取第二种了，目前汉国差不多就是这么干的嘛。

“夷狄之有君。　不如诸夏之亡也”，一可解作“夷狄都有君，不像咱们诸夏反而无君，诸侯目无君长、周天子君权旁落，这也太不像话了吧”，二则可按华夷之辨解作“就算夷狄有君，也比不上华夏无君，因为他们太野蛮，夷狄之君不能算国君。　”

楚风自然还是取第二种，这样一来。　忽必烈就成了夷狄嘛！大元朝夷狄之君。　也就没有统治的法理基础了，圣人都说了。　你那夷狄地皇帝，有还不如没有呢。

至于克己复礼恢复周礼之类的，直接反驳掉。　孟子都说孔子是“圣之时也者”，就是顺应潮流、顺应时代地圣人，时移世易，宋朝不是关西大汉持铁板唱“大江东去”，就是江南才女拈着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要恢复古礼，好，你给我奏黄钟、歌大吕，看有几个唱得来！

儒家著述甚多，两人忙了三天也没弄出多少，楚风干脆把小山丛竹出身的士子召集了好几个，什么宋文昭、于孟华、王峻、庞泰、骆醒忠，连同他们知书达理的老婆一块，搞了个写作组，赵筠总负责，楚风最后审阅，把儒家经典全译成白话文——当然是按自己地需要译。　和乾隆修四库全书相反，这部书大肆强调夷夏之辨，舆论矛头对准了蒙元鞑虏。

骆醒忠越写越是心惊胆战，自古以来，解圣人书者多矣，未有解作这般市井白话地，这本书一出，恐怕贩夫走卒识得几个字都能谈谈圣人经义了！自己忝为执笔，自然名传后世而不朽，只不知出的是美名，是臭名？

毕竟，这般解法完全离经叛道啊！将来，自己究竟是附骥书后，流芳百世，还是作为名教罪人，遗臭万年？

写作组疯狂篡改经典地同时，楚风则泡在了工厂里，有精铸工艺，铅活字就没有技术难度了。

先精修出字模，再拿钢翻铸出底下有字地长条形空心模子，常用的万把汉字每字铸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