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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健没有见过自己的爷爷，只是听父亲和母亲经常提起他。爷爷叫李福万，是1940年入党的老党员，曾经是一个出色的地下工作者，在八年抗战时期，认准了共产党的领导，曾受党的委派担任当地的村长，利用自己的特殊的身份掩护伤员，为八路军征集粮食。同时，侦察日伪的动态。

他曾被日伪吊起来拷打，但生性胆小的爷爷，愣是为了自己理想没有说出一个字。他的坚强和勇敢受到八路军首长的赞扬。

解放后，他被大伙选举为宣地大堡子乡乡长，任党委副书记，与一吴姓同志共同为乡亲们谋福利，继续从事革命工作。而且在工作中处处发扬民主，没有任何官僚习气，大事小事都要与其他党委成员和乡干部开会商量。是一个当地公认的好干部、好党员。而且当地还流传了一句顺口溜来纪念爷爷的民主作风：李福万当乡长，大伙商量。

但是，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里，特别是在“四清”运动中遭受到一些人的黑状诬陷。被免去了乡长职务，并勒令退赔，从此，爷爷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家中的两间西房因此被拆后变卖，很不错的四合小院被弄得不成了样子。冤屈无法得到伸张，只有那棵粉红怒放的野玫瑰证明着爷爷的清白。

虽然历史总是公正的，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村里的人们还是信任他的，考虑到他身体的因素，被派为记工员，他从此落下了病根。

不过，人类的生命总是有其极限的，爷爷由于受到的心理创伤太大，不久就得了严重的肺气肿，在当时家中已经严重饥荒的情况下，虽有父亲每月20多元的收入，但却无法到大医院就诊。就在子健出生后的半年后，爷爷撒手而去，当时奶奶才刚刚六十岁。

爷爷和奶奶生有三女一男，大姑嫁给了一个姓于的人家，至今在农村居住，生有三男一女，其中就有故事开头的新民，当然现在他已是一远近闻名的大款了。

老大于斌中专毕业，一直在艰苦的坝上工作，后调至乡油站，曾任宣地一区石油公司副书记，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人。老二现接替他父亲的班儿，在乡粮站工作，家境比较清贫。姐姐最小，嫁给了一个李姓教师，现任某中学校长。

二姑嫁给了一个田姓人家，丈夫任一个乡的党委书记，也是一个老党员，一生坚持原则。因“四清”时期遭受打击在病榻上躺了整整五十多年，在子健被度化前病逝，享年九十多岁。她有三女二男。其中老大嫁给了一个姓刘的人家，至今是当地最有名的企业家之一，但却是一个脱了裤子用屁来吹灯的人家，对自己亲兄弟和姐妹从来不管不问的。老二是个男孩子，曾任宣地区长、市规划局局长、房管局第一副局长等职。老三是个女孩子，供职于区粮食系统，与子健关系也是最好的，也是最关心子健的一个姐姐。老四子健不太熟悉，只知道叫小平，关系也很淡漠，见面只知道她是自己的亲表姐而已。老五是一个大夫，曾任区中医院院长，现在省会任职，是一个特别有善良之心和佛缘的人，将来福报也是难以限量的。

三姑就比较惨烈了，她嫁给了一个田姓的生产队长，整日被殴打。也生有两男一女。女孩儿嫁给了一个常姓人家，算是比较幸福的。大哥曾任某小学校长、检察院监察官和毛巾厂厂长，中年时期因喝酒中毒而死。小儿子倒还可以，现任职于某乡长。

据说，在爷爷家最困难的时候，甚至只能借粮度日，全部的家务就落在母亲和奶奶两个女人身上了。她们夏天和男人们一样出工，秋天和男人们一样去背柴火、分粮食。冬天还得去地里去搂柴火、打庄稼茬子、拣马粪用做取暖。

文化革命开始不久，爷爷就因病体沉重而去世可，从此，子健家中就更加的困难，在外打工挣钱的母亲根本无暇顾及家和抚养儿女，是奶奶亲手把子健哄养大的。老人用那几颗残留的牙齿把蚕豆嚼碎了喂他，乘没有人的时候就给他煮颗鸡蛋，或者给他弄杯糖水，就这样，在没有母乳喂养的情况下，他在贫困和关爱中慢慢长大了。

子健上有兄长，下有兄弟，可以说他从小得到父母的爱不多，但得到祖母的爱却是最多的。所以，他与自己祖母的感情是最深厚的。

所以，他看着远去的祖父和祖母心中不免一种无法抑制的酸楚涌上了心头，两行热泪不听话地流了下来。

他想到，轮回是多么的残酷，亲人阴阳两隔而难以相见，他们好象还是昨天刚走，而现在就是他们的子孙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而且还不知道要到那里去报到，也不知道二老还想不想他们的子孙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