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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命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此其三。让儿子直接参与控制军政大权，成为仅次于自己地位的政要，用心非常清楚，就是谋为子孙代汉而作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让县明志”，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

笔者与张先生看法不同的一点是“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是借口，为什么这样说呢？国家军队，基本上全都掌握在曹氏一族手里，就算是把政权的文官体系交给刘备掌管，刘备可能下令杀害曹操么？那岂不是立刻导致全国大乱、兵连祸结吗？所以，但凡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可能那么做。这种说法也就是骗一骗普通老百姓。

红色曹操，实际上是一个塑造古神的运动，曹操的坏处、短处都是小节，都不必也不需谈，那还剩下什么？剩下的只是神迹、神事。当时的研究者可能没有意识到：从当时历史学的理论和体系看，研究者对于曹操（包括秦始皇）和其它帝王在标准、价值判断上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极为不同的，是偏爱，乃至可说是独厚曹操的，如果说“三千宠爱集一身”可能有些过分，但曹操研究中存在一种红*怀（主要是毛泽东的影响）则是毋庸置疑的。今天，让我们剥去这种历史的偏好，及早还曹操先生一个本来面目，还原一个真实的曹操。

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我们先得看看大的历史框架中曹操面临的时代背景和家庭背景，也就是俗话说的，先查查他八辈祖宗。

东汉后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东汉晚期的社会、历史背景是统治集团内部分为宦官集团及其附属的浊流官僚和坚持儒家理想主义的士大夫集团两大阵营，也即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臣。一为外廷之士大夫。”

何以如此？千古曹操只一人（15）

“阉臣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所谓‘乞匄携养’之类。其详未易考见，暂不置论。”宦官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生理和心理特征与常人有明显的区别。宦官的种种政治行为固然主要受社会因素的制约，但无疑也会受到其心理状态的一定影响。宦官集团的特质实际上是皇权的孽生品，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有人说，搞大政治的人物下面都有两只手（腿），一种是台面上的人物，属冠冕堂皇、道貌岸然系列；另一种则是不上台面的黑手，专门处理脏事干脏活的系列，宦官就是这种人。他们缺乏理想性。宦官背景的特殊性，当宦官的都不是人们所情愿的，大都是无奈而为。而且，宦官出身发达了，可以肯定，他不会再让子孙去接着干，具有不愿复制性，他的子孙必然钻营到文官、武官等官僚系统中。

“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质言之，小戴记大学一篇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贯之学说，实东汉中晚世士大夫自命为其生活实际之表现。一观后汉书党锢传及有关资料，即可为例证。然则当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盖渊源已异，其衍变所致，自大不相同也。”（《金明馆丛稿初编》41页）

东汉末年政治*，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交汇缠扰。宦官集团因高度影响着皇权（有时甚至实际上掌控、挟持着皇帝），宦官成为最高权力的实际操作者，常常成为指责的对象，更是成为社会的出气筒；士大夫演成清流、清议，掌控了影响力巨大的社会舆论，代表道统，即统治思想及其熏染的士大夫对其合法性的认可程度，士大夫的成员成为政治体系主要构成部分即政统的大部分。清流士人和宦官集团的斗争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主要矛盾，主要的*就在二者之间展开，他们实际上像撕破脸、要离婚的夫妻一样，势同水火，士人挟强大的社会舆论，几乎将宦官判定为近于社会公敌的位置；宦官则以多次党锢激烈回应，禁止这些人及其亲属当官。最后的结果，袁绍将宦官尽数扑杀，成为斗争的胜利者。让人意外的是，几乎就在同时，第三者——西州军阀董卓闯进来，攫取了斗争的果实，后二者间又大打出手，使大汉帝国走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

曹操就是在这一背景中出生、成长和发展的。

曹操祖先可追查的，他们家族中自称的远祖说法有说黄帝的，有说舜帝的，曹操自称周文王之后，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