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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调查表明，每星期性释放1次到次的男性占％，其余％的男性属于多与少两个极端状况。有％的男性每星期平均释放7次或7次以上，而且持续至少5年。他们的导致性高潮的性活动，大部分发生在某些朋友或熟人之间。至于女性的情况，将会在我们下一部书中详述，但尽管女性的大多数都频率较低，但她们之中的个体差异，即不同频率的分布范围，却比男性更大。

那么，任何一个个体是否有可能按照比自己实有频率更高或更低的频率，来评价所有性活动呢？即使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也不易回答这个问题。在讨论性教育、性制度和性政策的会议上，我们可以听到非常不同的意见，从主张绝对禁欲直到主张公开采用任何性活动方式，无所不有。没有什么事情能像性这样，在人们中间引起如此公开的分裂。任何旁观者都会承认；单纯外在因素绝不会导致聪明人们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因此，如果我们能获知会议参加者的个人性经历，就可能发现：这群人中有一些，一年内释放不超过1次或2次；而在场的另一些人，则持续而规律地每星期经历性高潮10次或20次。这就是说，个人的性释放频率，与他在社会争论中所采取的立场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相关联系。可惜的是，争论任何一方中的极端者，可能都根本不曾想到：自己的对手也许有着与自己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性经历。更可惜的是，恰恰是在这样一种糊涂氛围中，人们喋喋不休地讨论着青少年的犯罪，讨论着强化法律，讨论着制定专门的性法律。人们知道，远在这种讨论会会场之外的政治家们，必然会反射出会场中最响亮的声音，必然代表这些人的性态度和性经验。政治家们永远不会遵照一种基于客观统计资料的科研成果来行事。

第九讲　性释放总论（3）

科学界对性的讨论中，也极少注意人类行为的广泛多样性。许多著作中的结论仅来源于作者个人的经历。尤其是连一些学者也在使用“正常的”或“反常的”这类术语，实在令人惊讶。因为这充其量只表明这位学者是在按个人口味处理客观资料，其“研究”不过是个人立场的表白。

我们的调查表明，没有任何一种性释放途径或频率可以称为“正常的”、“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它们只有差异，而且除了差异之外什么也不表明。它们分布的广泛及其相互间的连续性向我们表明：所谓“正常的”和“反常的”之类术语，不在科学的词汇表之中。充其量说来，所谓“反常”，也只不过表明某些个人的性活动频率在人群中较少出现，或表明这类性释放途径在总体人群中并不通用。但即使如此，这也只能表明这些个人稀少，而非“反常”。再进一步说，我们在以后各章中将根据事实材料证明：许多在教科书上被确定为“变态”或“反常”的性行为方式，实际上在人群中的发生率达到30％、60％甚至75％。因此，对这类性行为来说，连因其稀少而被斥为反常，也不足为凭了。

“反常”这一术语，在医学病理学上是指与一个活体的生理健康相抵触的状况。在社会意识中；“反常”可以指那些导致个人与社会适应不良的性活动。但是这样一来，就立即涉及两个定义：个人的生活怎么才叫好？什么样的社会评价才叫好？而我们知道，这两方面的定义远不如生理学对健康的定义来得精确。绝不能说任何偏离性道德的性活动，或任何违背社会禁忌的性活动，都总是甚至永远是某种神经病或精神病。我们所调查的大量个案中，大多数从事违背禁忌的性活动的人，都没有因自己的性活动而产生特殊苦恼。许多心理学家或精神分析医生，以及其他治疗社会适应不良症的人，常常认为大多数人在评价自己的性活动时都遇到障碍或苦恼。其实并非如此。原因再简单不过：一个门诊部并不等于全社会，一些病例也不等于总人口。实际上，种种“反常性活动”之所以总是造成精神病和变态人格，只不过因为那些前来求医者，都对自己的性活动感到不安与负疚而已。

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有许多在社会上和学业上非常成功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