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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没有颗粒的玉米棒子或是从地上捡起的土块当手榴弹，与伙伴分班“打仗”。还煞有其事的分好敌我，分好官职。记得有一次我一颗“手榴弹”把一个小伙伴的左眼“炸”得红肿，非常生气的父亲一脚踹在我的屁股上，我痛得哇哇大哭，还一边委屈地申辩：“谁叫他是坏人呢？”

到读初中的时候，最渴望的就是能得到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绿军装，哪怕是一顶绿军帽。父亲为了了却我的心愿，不惜跑了十几里山路，到城里找一个从部队复员的亲戚要来一顶。第二天我得意的有些张狂地戴着到学校，结果课间休息时被同学“黑狗”抢去了，于是个头比他小一茬的我生平第一次咬牙切齿直接动手“自卫还击”，以鼻青脸肿的代价并在老师呵斥帮助下夺回帽子，但帽檐已经不在了，为此，让我伤心地哭了两个小时。

后来，高中没考起，县里食品公司招工，我参加了考试。在做生产队会计的父亲提了两只鸡又去找从部队复员的亲戚（他是县里某部门的领导）帮忙周旋以后，考试成绩排列第二十一位（招20个，第一名是残疾兄弟，被“不方便下乡”辞退）的我被录用为食品公司的一名“杀猪匠”。每天的工作任务是清晨5点多钟起来参与宰猪，6点半上街摆摊买肉，最多9点左右就结束“战斗”，休息到下午拉猪的车子到，又去帮忙卸猪。这个在现在被人看不起的活计而在当时却是一份让其他人羡慕的流口水的工作，因为那时肉食品供应是食品公司独家经营，吃肉凭票，想吃好肉，多吃一点，可得拉我们的关系。我们也就成为可以挺直腰板在大街上雄赳赳地走路“国家工人”。

但参军的心愿在我心中一直根深蒂固。为了实现梦想，我自己做着准备。早上没有时间锻炼身体，我改在晚上十一二点去跑步，从书店、邮电局的零售点买来习武的书籍杂志，偷偷一个人修炼武功。因为没有师父，最终没能成为武林高手，三脚猫的功夫不可能行走江湖。唯一的好处就是增强了“人民”（本人）体质。

1978年冬季征兵，我先斩后奏，报了名才回家告诉父母大人，气得脸发青的父亲几次抬起手又放下，母亲流着泪说不出话来。对峙一个无眠之夜后，父亲对倔强的儿子作出了一个痛苦的又无奈的决定：“去吧，好好干！”

这是那个年代做父母的最真实最质朴的嘱咐。我带着这个嘱咐，成为了一名军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闷罐车上

“哎，洪超，你说还要几天，实在受不了啦”，陈勇递上一只烟，挪挪身子，悄悄的问。

“我怎么知道，注意纪律”，我故作一本正经，其实连着几天坐在闷罐车里，放着谁都不会好受。每节车厢装着一个排，不准点灯，不准大声说话。车厢里配备一个用汽油桶改成的尿桶，时间一长，那桶里便散发出不敢恭维的气味。

陈勇和我一年参的军，一起参加新兵训练。现还在一个班，我是班长，他是班副。

我俩的相识相知，那还得从新兵连说起。两个多月的新兵训练是最苦最累的。最怕的就是队列训练、军事技能训练，每天立正，稍息、齐步、跑步、正步……，几天下来，胳膊练肿了，睡觉压到都疼的要命。两腿练硬了，上厕所想蹲下去难，费劲力气蹲下去方便后想站起来更难。最喜欢的就是政治教育和军事理论、各种报告会等，大部分新兵都装做专心听讲，原因只有一个——可以偷懒不训练。

对我来说，重复、单调、艰苦的训练基本不在话下。从小学到初中，我就是体育尖子，工作后自练武功又打下基础，加上父亲那句“好好干”的话语一直萦绕在耳边，所以除了训练场上勤学苦练之外，还主动加班加点练跑步、练投弹……。不到几天，就被班长看中，报连队首长指定为副班长，协助班长组织训练和内务管理。

陈勇呢，虽然也读到初中，但按他的话讲，在他们那里，没有正规的体育老师，上体育课就放着学生满山遍野瞎跑。所以跑步还行，队列训练就左手左脚，歪歪倒倒。一天吃过晚饭，他把我拉到营房后边的小树林。

“你教教我，我不能被退回去”，他有些害羞，又有些沮丧，“我太笨，老是错。但我得争气。”

那天，我知道了他来自陕西农村，所在的村里没有一个年青人能走出山沟沟的。他是因为根子红，又是唯一的初中生，被生产队推荐当兵的。

“我不想再回去，当兵是唯一的出路了”，他说。

我理解他，爽快答应了，况且班长也要求我要帮助训练不够理想的同志。我向班长汇报后，就利用训练之余的休息时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