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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市井小说色彩”，兼具古典和西洋小说的风格。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现代文学史编写上的重要影响，以后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和大学里的现代文学史课程也都为张爱玲留下位置。

到九十年代以后，张爱玲热逐渐升温，许多大学中文系的师生都在做关于张爱玲的论文。对张爱玲小说中的意象、结构、心理描写、女性主义等等方面都有论文在研究。刘鸿音在《葱绿配桃红参差对照的艺术——张爱玲的及其他》中，指出张爱玲小说在应用传统的章回小说的艺术特色的同时，又能够具备现代心理小说的特点，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同样，姚玳玖在《闯荡于古典与现代之间——张爱玲小说悖反现象研究》中既肯定了张爱玲小说营造的“古典”的形象世界，也指出小说对现代的感悟与破译，表现出笔下人物在古与今、中与西的文化缝隙中不断沉沦的精神状态。也正是在这几年，一批关于张爱玲的传记相继出炉：王一心的《惊世才女张爱玲》、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阿川的《乱世才女张爱玲》和余斌的《张爱玲传》。无可讳言，这些传记大多带有商业炒作的痕迹，但在另一个方面也说明这时的张爱玲影响之大。一些当代的中国作家如苏童、叶兆言、王安忆等在写作上与张爱玲的风格相近，已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在这一时期，针对张爱玲热的现象，学界也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的焦点大都涉及张爱玲的政治文化地位，较少深入到张爱玲作品的内在艺术性上。相关的文章主要有陈辽《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张爱玲的历史真相和作品实际不容遮蔽》（《天津文学》1996年第2期），，《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三大分歧》，（《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裴显生的《谈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认识误区》（《文艺报》，2000年4月18日）等，与之持相反论点的则有张泉《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文艺报》2000年3月28日），《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张爱玲个案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古远清《张爱玲是文化汉奸吗？》（《今日名流》1996年第9期）等文章。他们的这场论争，涉及到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当值得我们再来做一次检视。

毫无疑问，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文学叙述框架下，张爱玲是注定要被“埋没”的。在二十世纪末的张爱玲热中，她的身份也始终是一个敏感问题。在《张爱玲热要降温》中，陈辽宣称张爱玲是“文化汉奸”，并列出三条理由：第一，在上海沦陷时期，她与大汉奸胡兰成先同居后结婚。第二，张爱玲发表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沦陷时期的敌伪主板的刊物和报纸上发表的。第三，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对大汉奸胡兰成仍然是一往情深，不辨民族大义。之后，陈辽先生在《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进一步对沦陷区作家做出划分，认为沦陷时期有四类作家，四类作品，它们所起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第一类是在沦陷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和坚持爱国立场的作家。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敌伪部门，以敌伪的报刊、杂志、书店为掩护，开展工作。他们也发表作品，但一不搞宣扬“大东亚共荣”的汉奸文学；二不搞*反人民的文学；三不搞为敌伪粉饰太平的文学。他们以春秋笔法，皮里阳秋，在灰色文学的外衣掩盖下，教育人民爱国进步。这可以关露、柯灵为代表。

第三章　大陆学界对张爱玲的政治文化身份之争（3）

另一类是在文化领域内为敌伪政权服务的作家。他们办报纸、出杂志，开书店，写文章，形形色色，实际上搞的是“皇民文学”，麻痹人民的抗日斗志。这类作家可以北方的周作人、南方的陈彬和、胡兰成为代表。

又一类是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作家。他们不甘寂寞，舞文弄墨，在敌伪的报刊上十分活跃，大量发表文章，在敌伪控制的书店里一本本出书。他们宣称不谈政治，但在总体上，实际上却有利于敌伪的统治。他们或写男女情爱、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或标榜人性，写所谓人性之善恶；或搞*文学，或作无病呻吟；或写风花雪月，或写轶事秘闻；或说茶经花道，或谈狐鬼神仙。可以当时红得发紫的张爱玲、苏青为代表。

还有一类是不明敌伪文学底细和真相，只是出于爱好文学而写作的文学青年和由他们写出来的一些作品。当时他们还谈不上是作家，人数很少；因当时敌伪控制、掌握和附逆作家自办的文艺刊物都是“同人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