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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你们知道是谁用红苕在养活你们吗？，你们知道是谁把省下的粮食装到你们的肚子里吗？……是我们贫下中农啊，是我们父老兄弟和父老乡亲啊！”紧跟着，公社书记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武装部长的乡秘书，那个面容清秀的小个子秘书这时竟然笑了笑。

“……可是，有人不愿意看到我们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啊！这些人不甘心作垂死的挣扎，到处煸风点火，把阶级斗争搞到我们这里来了，这个人是谁呢？！”公社书记微笑着，很长时间不置一语，将两只手按在桌沿上，转来转去地看着大家。

徐丫丫去了一趟茅房，再经过伙房时，她看见了被捆着的周渝生。周渝生被五花大绑扔在柴堆边上，一匹亮瓦在天上的青色之中。周渝生还戴着那顶绿色的军帽。周渝生被反捆着的身子卷缩在亮瓦下面。徐丫丫找到了案桌上的一把菜刀，周渝生睁大了眼刚想说啥，徐丫丫赶紧捂住了他的嘴，说：“渝生，赶快从房顶上跑吧！”一个身躯伟岸的武装民兵，正持枪站在伙房外的茅房边。周渝生被松了绑之后，竟在原地跳了几下，然后顺着伙房的柴堆爬上了亮瓦。徐丫丫看着周渝生钻出了亮瓦的屋脊，转身的同时被一支钢枪牢牢地顶住。徐丫丫听到了一声冷笑：“今黑晚下你随我来，啥子都不存在。”公社书记作完报告走进伙房的的影子，永远是一个谜，公社书记作完报告到了柴屋，扬起他那张大手在武装民兵的脸上扎扎实实来了一耳光。

五

1971年的酷暑八月，周渝生从报上得知了一个情况：省里有一个记者团要到公社来访问，顺便还要到乡下来走一走，看一看，而且还要从周渝生所在的生产队经过。当天中午，周渝生收工后就到太鱼公社去了，他先在小食店吃了饭，完了到供销社去买了一桶油漆，又买了一把排笔，就是那种写毛笔字的刷子。走到公社大院，周渝生四处看看，没有发现有什么招工组进驻公社，更没看见省里来的记者在公社伙食团吃饭。周渝生正要离开，却被公社邓秘书叫住了。邓秘书是从哪个刺斜里弑出来的，后来当了总经理的周渝生至今都不知道。

“周渝生——”邓秘书是小个儿，声气却很大。

周渝生站住了，他很少到公社来，面部表情有些尴尬。

“最近在干啥子？”邓秘书问。

邓秘书这样问是正确的，因为邓秘书是公社一级的领导，周渝生作为一个下乡知青应该如实汇报，周渝生回答说：“没有干啥子。”

“没有干啥子哈？”邓秘书欲言又止，过了一会，又说：“有啥子情况可以给我们汇报啊！”

“要得。”周渝生首先自乱了分寸，说话都差点哆嗦，心头想，该晓得不到公社来转转哟！

这天午后，周渝生回到生产队心神不安了很久，躺在那张木头大床上左思右想：他想，是不是公社发现了他投递反革命信件的事，是不是晓得了与台湾特务在丹山镇联络的事，还有……可想来想去，周渝生都没有想出可疑的事来，最后他否定了被公社列入黑名单的念头。

等了三天，省里的记者都没有来，到了第四天周渝生从赶场回来的一个农民嘴里得到了情况：来了，昨天下午才到的，明天在公社吃过饭后要到中和区采访，而周渝生知青屋背后那条小路是必经之路。

下午三点左右，周渝生已经爬上了那座山约三十米的悬崖，他是从山上往下放的绳子，把自已挂在绳子上。公社一行人和省里的记者来到这里时，周渝生刚好把一行字写完，正在完成一个惊叹号。太阳很大，火红的太阳晒得青山绿水都没有了生机，清早起来山路两旁的露水早已不知扯到哪里去了。田里是收割了谷子的气象，一桩桩的稻禾被镰刀割得整整齐齐的。路边的杂草在太阳底下薄薄地铺了一层，蔫蔫的。记者和公社书记走到山崖下，远远地望见一个人挂在半山腰上，都停下了脚，公社书记问随行的邓秘书：“山上吊着的那个人是不是知青？是哪个生产队的？”

邓秘书忙把大队支书叫过来，问：“是不是你们大队的知青？“”

大队支书赶紧说：“大队几十个知青，这要问问他们队长？”

队长姓周，三十多岁，马上跑到跟前朝上望了望，说：“是的，就是我们生产队的那个周渝生！”

公社书记发火了：“太不像话了，把这个人叫下来，捆起送到公社去！”

十来分钟时间，来了几个基干民兵，持枪对着周渝生，在悬崖下喝道：“下来——听到没有？！再不下来，我们就开枪了！”

周渝生的腰杆上用一根皮带挂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