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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夫施坦格尔接受了。几天后，他陪同希特勒前往莱比锡——在那里，3名年轻军官因被指控在军队内进行纳粹宣传而受审。9月25日，希特勒亲自出庭作证，作了一次聪明的、模凌两可的讲话，几乎吸引了每一个人。他保证将用和平的方法即投皮箱取得政权，还向部队表忠，并答应与可耻的凡尔赛条约作斗争，即使要用“非法的手段”也在所不惜。

在演讲结束时，他向党内的革命者宣誓，一旦取得政权，他就要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庭。“到那时，1918年的11月革命之仇便能得报，人头将会落地！”希特勒再次表现出了他的政治灵活性，几乎使市民和革命派同时得到满足；对前者，他许诺的是和平愿望，给后者的是血腥的复仇。他讲话的效果远远超出了德国的范围，因为他是德国第二大党的发言人，他的关于凡尔赛条约的煽动性言论已不再是一个政客的毫无意义的高调。

汉夫施坦格尔受到外国记者的包围，他们纷纷提出要采访德国的新现象。希特勒匆匆为伦敦的《星期天快报》草拟了一起文章。“这次大选”，他写道，“活像是为德国人民量体温。全世界吃惊地发现，德国在发烧——发高烧。这个温度必然会继续上升——以反对现存的条件与无法承受的重负。”他不但要求修改凡尔赛条约和“青年计划”，而且还要求“归还波兰走廊，因为它像从我们身上割下的一块肉。”然而，他却矢口否认德国是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指责威尔逊总统违背了自己向帝国许下的庄严的诺言。“如果德国人民仍需像今天一样受苦”，明天仍要受苦“，在结束演讲时他警告说，”那就让我们在‘不行’声中受苦，而不是在我们的‘可以’声中让别人将苦强加给我们。“

几天后，希特勒改变了他的步伐。他向伦敦的《泰晤士报》记者说，他将严格地在合法范围内活动。“所以，倘若我们像你们那样活动——如果处在我们的位置上——请你们别谴责我们。我希望，英国永不致像德国那样，但是，如果她像德国的处境那样，如果在最困难的时刻，遭到背后插刀，那末，英国一旦重新站立起来，她会采取什么态度？英国的爱国者对他们的民族中那些企图破坏国计民生的人会采取什么态度？”

两星期后，10月13日，107个身穿褐衫的纳粹代表，列队进入国会以参加开幕式。点名时，人人都高声回答：“有！希特勒万岁！”社会主义者的代表托尼·山德对此大吃一惊。“这是‘雅利安’民族的精华！——这帮吵吵闹闹，大喊大叫，身穿制服的家伙！我仔细地观察了他们的面孔。我越观察，所见的东西便越使我震惊：许多人的面孔都是犯人和堕落分子的面孔。与这伙歹徒同坐一堂，这是多大的堕落！”

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在国会的讲话是比较稳妥的——“让我们就此止步吧。只要民主依然存在，我们就按旧制度行事好了……只要适合我们的需要，我们现在拥护魏玛共和”——然而，在首都街头发生的事情，却为未来的事件投下了不祥的阴影。数以百计的冲锋队便衣业已在捣毁犹太人的商店、咖啡馆和百货商店的橱窗。

（5）

对希特勒而言，紧跟着9月大选的国际宣传，既好又不好。随着希特勒声望的提高，他的侄子，与母亲一起居住在英国的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便慕名来访。1909年，在都柏林当待者的小阿洛伊斯，与爱尔兰姑娘布里吉·伊丽莎白·道林结了婚。由于阿洛伊斯不断变更谋生的方法，他们的日子过得既紧张又忙碌。阿洛伊斯在利物普开过小饭馆，将它变卖后又买了一所供出租的公寓。他当过旅店老板，破产后，成了出售刀片的小贩。布里吉过不惯这种艰苦的生活，曾几次出走。威廉·帕特里克出世后，夫妻争吵得更加厉害了，原因是，阿洛伊斯遵循他父亲的教条，认为对孩子们从小就得严加管教。他趁布里吉不在家，几次毒打了婴儿。威廉·帕特里克长到3岁时，家庭便破裂了。据布里吉说，阿洛伊斯抛弃了他们，自己只身返回德国；但阿洛伊斯则对亲友们说，他的妻子与一工程师私奔，还把孩子带走了。

当布里吉与她的儿子在报上看到希特勒在大选中获胜时，他们认为，“这是搞钱的好机会，便同意让赫斯特报纸的记者采访。”阿洛伊斯毕竟从未寄钱来养家！于是，他们便在伦敦开始与赫斯特报纸的代表谈判。10月上旬，威廉·帕特里克的照片便在美国的报纸上相继出现。照片的解说词说：“在伦敦工作的小职员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是德国的新政治首脑阿道夫·希特勒的侄子。他生于利物普，对叔父的目标知之甚少。”事实上，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