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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教堂的教阶组织(“我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天主教徒”),他仍是个颇有资格的天主教徒,还牢记着天主教教义。即是说,耶稣系犹太人所杀。因此,灭绝犹太人便是替耶稣报仇,无须引起良心上的痛苦——只要做得客观,做得不残忍,仁兹地进行屠杀——这使希姆莱很高兴。他令专家们建造既有高效能地又能“人道地”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毒气室。然后,他便把受害者装进货车厢,送往东部,让他们先在山洞里生活,待波兰的屠杀中心完工后,再送到那里去。
现在,建立清洗机构的时刻到了。负责筹建这一机构的海德里希,向许多国务秘书和党卫军主要办公室的头头们都发出邀请,让他们参加1941年12月10日举行的“最终解决”的会议。应邀的人们只知道要将犹太人押解至东部,并不太明白“最终解决”的含义。于是,他们便怀着浓厚的兴趣期待着会议的召开。
由于会议推迟6个星期举行,他们的好奇心也就慢慢消失了。德占区的波兰政府首脑弗兰克,由于等得不耐烦,便派他的副手菲利普·波勒前往海德里希处打听详情,于12月中旬在克拉科夫自行召开会议。“我要公开告诉你们”,希特勒的前律师说,“无论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我们总是要把犹太人干掉的。”“即将在柏林召开的会议是个重要的会议,将由波勒代表首脑出席。肯定地,大规模移民即将开始。但犹太人身上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你们以为他们真的会在东部的村子里定居下来吗?在柏林,人们对我们说,为什么要无谓纷扰?‘在东部,我们也用不了他们呀。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呢!’”他敦促听众,切勿同情他们。“不管在哪里发现,只要有可能,便要把犹太人消灭。”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去完成。法庭和法官均负不起执行如此极端之政策的重任。他估计——粗略地估计——在德占区就有350万犹太人。“我们不能枪毙这350万人,不能将他们毒死。但我们可采取措施,成功地灭绝他们。我指的是柏林正在讨论的措施。与帝国一样,德占区也将会没有犹太人。在什么地方搞,何时搞?我们将在这里设立机关,这是他们的任务。到时,我会告诉你们他们将怎样搞。”
1942年1月20日,波勒来到柏林参加海德里希召开的会议时,比大部分与会者都了解会上之所云。上午11时许,坐落在格罗森·万塞街56—58号的“帝国安全主要办公室”的一间房子里,集合了15条大汉,有罗森堡的东方部的代表,有戈林的空军计划处的代表,有内务部、司法部、外交部的代表,还有党务部的代表等。众人随便在桌旁坐定后,主席海德里希便开始讲话。他说,他“身负重任,把最后不分疆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搞出来”。说完这番委婉话后,他接着又遮遮掩掩说了一句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此话涉及希特勒):“现在不搞移民了”,他说,“有一种更好的解决办法,元首已表示同意——那就是,将他们驱逐至东方。”
说到这里,海德里希拿出一张图表,该图表显示出何处的犹太人聚居点要撤走。他还暗示了他们的命运。适合劳动的将组成劳工队,但是,苦难中侥幸活下来的人们也不准自由行动。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便会“组成新的细菌细胞,让犹太民族重新崛起。历史已给了我们这个教训。”罗森堡办公室的代表格奥尔格·勒伯兰德摸不着头脑。外交部的马丁·路德也被搞得糊里糊涂。他抗议道,大规模撤走犹太人将给丹麦和挪威等国带来严重的困难。为何不把驱逐地限于巴尔干半岛和东欧?与会者离开柏林时,脑中的印象五花八门。波勒完全明白海德里希所说的。但路德却对弗里茨·赫塞说,没有屠杀犹太人的计划。勒伯兰德和他的上司阿尔弗雷德·梅耳,也向罗森堡作了类似的汇报。他们说,会上只字未提灭绝一事。
30份会议记录被分发给各部和党卫军的各主要办公室。这样,“最终解决”一词便在帝国机关内为人所共知了。然而,海德里希之所云的真正意思却只有接近灭绝行动的人才能心领神会。不过,说来也怪,在这些精选人员中,许多人竟相信,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并不知道他们阴谋进行集体屠杀。例如,主管盖世太保的“犹太人撤退办公室”的党卫军中校阿道夫·埃希曼就认为这是个神话。万湖会议后,他与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和海德里希一起,“舒舒服服地围壁炉而坐”,一边喝酒,一边唱歌。“过了一会儿,我们登上椅子,互相祝酒;然后又爬上桌子、登上椅子来回闲走。”埃希曼加入了此次欢庆,一点儿也不反感。“那时”,他后来作证说,“我真有点儿彼拉多(判耶稣钉十字架者——译注)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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