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1/4 页)

“当我步入这一小群人的圈子里时，关于政党或运动，这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那年秋天，工人党真正给予希特勒的却是宣传他的思想的讲台。就像在曼纳海姆的小书房里他曾首次发泄他的仇恨和披露他的希望一样，这一小撮心怀不满的人给了他所需要的动力。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把基本上是个辩论性质的社团变为一个政治机构。“代表全党的委员会实际只有7人。它不外乎是个小俱乐部的领导机构而已。”在报纸描述那些日子的故事连载中，希特勒风趣地回忆说：“1919年的慕尼黑日子很不好过。昏暗的灯光，垃圾成堆，骚动，穿着破旧的人们，穷困的士兵，总之，这是4年战争和革命丑闻恶果的图景。”

在罗森巴德后屋的会议室里，每逢开会，会议的用灯是一盏昏暗的煤气灯。“我们集会时……是个什么样子？可怕，军短裤，染过的外衣，戴得发亮的、五花八门的帽子，脚穿改制的破靴子，手持木棍作‘手仗’。”在那些日子里，这是显赫的象征，证明他属于人民。

“我们总是那么几个人……首先是兄弟般的问候；之后，大家便报告说，各地的‘种子’已经播下，甚至生根了；末了，他们便问，我们是否也可作同一汇报。我们常常强调要以一个单位行动。活动费一般仅有5个马克，而一次活动竟达17马克的高峰。”

希特勒最终说服了委员会用召开较大型会议的办法增加党员人数。在兵营里，他利用连队的打字机，亲自打出了邀请人们参加首次会议的请帖；他还用手写。在首次会议的当晚，7名委员在等候“预计前来赴会的群众”。一小时过去了，谁也没有来。“我们还是7人，原来的7人。”希特勒改变了战术。请帖是油印的；这次，来了几个人。慢慢地，赴会人数从11人增至13人，最后达到34人。

会议的捐款被用作广告费。他们在一家民间的反犹报纸上刊登广告，宣布于10月16日在霍夫布劳斯酒馆的地下室里召开群众大会。

如果到会人数如前，这次的费用恐怕已使工人党破产。哈尔雷很悲观，但希特勒坚持说，会有许多人来的；到下午7时，烟雾弥漫的室内已集合了77人。对当晚之主要演讲人是如何接待的，现已无案可查；但我们知道，几乎就在希特勒踏上安放在主台上的、粗糙的讲经台上时，听众如同“触电一般”。他原定发言20分钟，可一讲就是半个钟头，谴责、威胁和保证之辞，有如流水，从他口中喷射出来。他失去控制，大动感情；当他在热烈的掌声中就坐时，已是满脸汗水了。他虽然精气力尽，却满心欢喜，“先前我只内心感觉到的、却又无法试验的东西，现在被证实了：我能演说！”

这不仅是他生涯中的转折点，也是“德国工人党”的转折点。热情的听众当场捐赠了300马克；现在，他们有钱刊登更多的广告和印刷标语口号了。11月13日，第二次群众大会召开了。这次大会是在埃伯尔布劳啤酒厅举行的，130多人（大部分是学生，小店主和军官）参加了大会。大会发言人共有4人；入场券每张50个芬尼——这是当地政治活动中的一件新鲜事物。吸引众人的主要是希特勒。讲演至中途，一些乡巴佬开始高声怪叫，扰乱会场。幸好希特勒早与军队内的朋友打好招呼，所以，不到几分钟，扰乱分子“便抱着流血的脑袋，滚下楼去。”会议的中断反而激得希特勒更加慷慨激昂。在讲演结束时，他强令大家起来反抗。“德国的惨境必须用德国的钢铁打破。那样的时刻必然到来。”

希特勒再次令听众倾倒。他演讲时用的是原色声，感情又奔放，这就使他与专讲理论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有个在场的警察，在蔑视希特勒是个商人后报告说，他“火候掌握得非常好”，必将成为一个“职业的讲演宣传家”。他的呼吁是他的肺腑之言——爱祖国，憎恨带来1918年失败的犹太人。这种讲演方法，以及他所使用的街道和战壕语言，使老兵们认识到，他也曾分享过机关枪、铁丝网和肮脏的民主，能体现前线的、神圣的同伴的手足之情。

不到两星期，另一次热烈的群众大会又召开了，参加人数达到170。12月10日，他们使用了一个更大的酒馆——“德意志帝国”酒馆。尽管曾宣布大厅内有暖气，群众还是纷纷离场。这时，几位委员便说，会议开得太勤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展开了。希特勒争辩说，在一个有70万居民的城市里，别说两星期开会一次，就是每周10次也开得起。他说，他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胜利迟早必然到来。他的坚持果然得到了报答。群众大会的新址坐落在达豪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