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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高了嗓门说：“现在大家都站起来，把手举起来，往外走，不准回头，不准伸手，如果谁不守规矩就武力解决。”这时谭海副官长的身后已经站了一排人，个个横眉冷对，端着枪对着这一连人，窗外的机枪都伸了进来，这些人一看，心里也都明白了，有想抵抗的也来不及了。所以，都乖乖的举起了双手，一个接一个的往门外走。门口早有人守候在那里，出来一个捆一个，然后被扔上汽车，整整捆了五卡车，都被送进第一监狱押了起来。

解决了这一连人之后，谭海把一个写着“前院处理完毕”的小纸条，送给了张学良。里面打牌打到十一点左右，张学良对杨宇霆说：“总参议是不是有点渴呀？”杨说：“是有点渴，可我不爱喝水。”张学良说：“有西瓜呀！切个西瓜吧！”杨说：“好啊，拿来吧。”张学良起身出去。⒃

关于随后对杨、常的处决，张、武二文的记述，也不一样，张沛汉谈的与有些文章的说法有类似之处，即都有吃西瓜或以“西瓜来了”、“杀西瓜吃”为号令的情节，看来这是有一定根据的。武育文文章没有这个情节，不等于就没有此事，因这里也还有个对材料的取舍问题。另方面，也要看到，武育文文章虽非作者亲历，但它是根据当事人、而且是高层次的比较权威的人士的回忆资料写成的，具有准确、鲜明的特点，并富有戏剧性。文章说：

一切布置完毕，晚七时左右，杨宇霆、常荫槐来到帅府，径入老虎厅内就座。这时，高纪毅同谭海率六名卫士持枪进入老虎厅，立即对杨、常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两人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目瞪口呆，脸色苍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当即由六名卫士分为两组执行。杨、常二人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结束了他们的生命，血染老虎厅。

接着，张学良按照已定的步骤处理善后事宜，连夜以长途电话向南京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他还指示高纪毅以军事法庭会审的形式公布杨、常的罪状。张学良又召总部参谋长荣臻和机要处长刘鸣九进府处理善后问题，责成他们写出说明杨、常伏法的两个通电，一个是向南京发的，一个是对东北军政界发的。高纪毅带领他们彻夜工作，通宵达旦。翌晨未明，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说明杨、常事件经过。这些人闻言，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哑然无声。张学良命令郑谦草拟电报，正式报告南京，并布告东北各市县，安定人心。郑谦（总部秘书长）是杨宇霆的亲信，他心惊胆战，提笔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过了片刻，郑将笔扔下，起身要走。高纪毅警告他说：“现在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郑只得坐下，木然不动，仍未动笔。最后由刘鸣九执笔将电报稿拟好。这时开始将杨、常尸体从老虎厅用地毯包裹抬出，放到汽车上，送到南关风雨台姜公祠（杨宇霆为姜登选修的祠堂）装棺，并通知他们的家属和亲友吊祭。枪杀杨、常的第二天，高纪毅跑到水簸箕胡同郭松龄家，给郭松龄的父亲叩头说：“我们给茂宸报仇了！”可见郭的部下是十分痛恨杨宇霆的。张学良又把刘统带（即刘多荃）叫来，嘱咐他说：“你赶快去慰问杨大嫂、常大嫂，各送慰问费一万元。”张还指示部下，杨常被处死，不株连他人，“罪不及妻孥”。⒄读了上述几段文字，杨、常事件的概况，应该说比较清楚了。但对此事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对张学良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认为可以理解和谅解的，说他做对了，清除了东北政权中的隐患，从此再无后顾之忧；对此有异议者，则深感遗憾，认为他做错了，甚至认为这属于军阀递嬗变迁中常有的现象，是一桩一时冲动的不该发生的杀人案。另外，围绕杨、常的功过是非，也有论争。如他们二人究竟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者？究竟是才华出众的有功之臣，还是专横跋扈、暗结党徒、图谋不轨的罪人？究竟是张学良聪明自用、自毁长城，还是杨、常咎由自取、多行不义？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里，笔者不想作仲裁，也无意对此进行更多的考证，那是历史学家的事。不过，有一点也是不可否认的，这便是张学良与杨、常的冲突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既有远由，也有近因，既有历史的恩怨，也有现实的矛盾，既是日益明显的权利之争，也是思想性格方面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的表现，这也正象司马桑敦所指出的：

……东北军政大权的支配人，既然由老帅换了少帅，杨宇霆的存在条件事实上业已大大打了折扣。原因极简单，杨宇霆能够侍候好张作霖，未必能够侍候好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