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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是后人虚构的，因为古罗马政府的档案和其它史书中均没有这方面的文字记载……至于那些各种各样的福音书和圣经，不能说全无道理、但也有不少确实是高深莫测，使人不知所云的。可是它对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说，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其美妙和吸引力之大，是无与伦比的。

如何看待宗教，这不是题中应有之义。既然提到了，我倒认为有两点是要注意的，这便是：信仰自由，不鼓吹，不宣扬，也不干涉，这是一个方面；了解、认识和研究宗教的特点及本质，给于它一个科学的正确的概念，对它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郭海波认为，应该这样界定宗教的本质：宗教就是感到不能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对异己力量所做的神圣化的、颠倒的反映。这里，产生宗教观念的主体是感到不能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反映对象是异己力量；反映特征是神圣化的、颠倒的。这是构成宗教这一事物的三个基本要素，缺一不可。⑤

张学良原本是不信教的，年轻时虽然加入过基督教青年会，但那时间不长，而且那时的的基督教青年会主要是开展一些社会活动，并不是个纯粹的宗教团体；加之后来戎马生涯，四处奔波，对此早已兴味索然。晚年由于苦闷孤寂，觉得象“安贫乐道”“心正手洁”之类的教义，使他那倍受摧残的心灵可以得到某种慰藉，似乎精神上也有了一种寄托，所以他信教了。参与圣事活动一多，自然也不免受些影响，以致认为自己的心情“如保罗在腓力比书三章八节所说的：‘我为他已丢弃万世，看作粪土。’十四节又说：‘忘记背后，努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是否真如报章所说，是将军的“肺腑”之言，笔者无从考证。不过，有一点似乎是不容怀疑的，这就是，岁月无情，加之长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到了晚年，他的心境更加空虚、凄凉，后来甚至竟对自己的婚事也忽生异想，萌发了一种古怪的念头。原来，据说基督徒是严格遵循一夫一妻制的，这使他颇感为难。有人看到赵四小姐这样与他患难与共，默默地为他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便劝他与赵四小姐结为伉俪，而对于与他长期分离的夫人于凤至只好脱离夫妻关系。但他和赵四小姐都不忍心这样做，认为这太对不住这位好心的大姐了。可是要二者得兼，又与教规相违，这该怎么办？张学良苦恼、焦躁，他多么想能找到一个妥善的解脱的办法啊！可是他左思右想，仍十分为难，以致愁得病倒了。幸而，从１９４０年就因病侨居国外的于凤至，是个深明大义的人，当她得知丈夫的心病后，虽然如雷击顶，难舍难分，但她冷静下来后，还是致信张学良，说明自己由于患病，未能尽到妻子之责，多年来照顾丈夫生活的责任全由赵四小姐担负了。这些年她代她陪伴汉卿，吃了不少苦，理当得到法律承认；再说赵四小姐温柔敦厚，爱情坚贞，做汉卿的妻子是当之无愧的，所以她同意与张脱离夫妻关系，以使他们永结百年之好。

问题以意想不到的互谅互让和豁达大度的方式顺利解决了。

１９６４年７月４日，在一个天气异常晴朗的日子，６４岁的张学良与５１岁的赵四小姐，在台北杭州南路一位美籍牧师的家里，按照着严格的宗教仪式，举行了一个有身穿黑色宽大长袍的牧师来主持的简朴的婚礼。

依照宗教仪式由牧师主持婚礼，看起来好象也简单，只是这场面在当今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少看到了。然而，在解放前，以及现在的香港、台湾和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比较多的国家，还是屡见不鲜的，但是不是毫无约束，只要本人要求，都可用这种方式举行婚礼呢？那也不是，有些教堂和牧师还是颇为严格的。如结婚的人，不仅至少有一方是基督教徒，而且还必须是讲究婚姻道德的。著名的老报人顾执中在他所写的《报海杂忆》中曾谈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婚，而在婚礼仪式问题上，就有过一番周折。顾老谈到：据宋美龄透露，当她在广州时，蒋已苦苦地追求她，后来到日本，又要求跟她结婚，但宋母提出，他必须跟原来的妻子毛氏离婚，和别的女人断绝关系，然后才结婚。蒋均一一照办了，并登了广告。但当他们于１９２７年秋天在上海一家大饭店举行结婚典礼时，原来确定的主婚牧师，却拒不出席。原来宋家世代为基督教徒，婚礼自然要采用宗教仪式，而当时景林堂牧师江长川平时与宋家也甚友善，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位牧师是个很古板的人，他办事不畏权势，也不讲情面，据说是他认为蒋的离婚是片面的，没有法律依据，手续尚未办清，所以根据基督教义，他不能为他们主持婚礼。宋家母女是非常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