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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军，也作为防守沈阳的主力，共产党曾派入“内线”策动起义，五十三军内部也有人想起义，都因为周福成而不能成功。十月二十七日，沈阳已危如累卵。他的女儿带着“张大帅”张作霖夫人的亲笔信，赶来劝他起义。他火了，竟要枪毙亲生女儿。

如今，周福成被带到十六团后，一再坚持自己不是被俘，而是“投诚”。

一些守军则纷纷要求“火线起义”。

十一月一日上午，驻守在铁西区北路的东北第二守备总队（相当于师），派代表找到二纵五师十四团，邀十四团派代表去总队谈判。总队长毛芝荃和副总队长佟道，要求承认其部为“火线起义”。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王邦佐不同意，指令其交出防御部署图，撤到指定地点集中。毛芝荃和佟道说解放军有位“周政委”，已经答应他们“起义”了。不谈了，去五十三军军部找这个“周政委”，根本没有此人。

下午又谈，一方坚持要求“起义”，一方坚决不同意，言来语去迸出火星子。

“起义”，还是“投诚”，关系前途和命运，当然非同小可，是个“原则问题”。可是，当十四团部队逼近总队司令部，迫使警卫排放下武器后，也就没甚么“原则”可争执的了。

拚死拚活，好歹算从辽西逃回沈阳的新三军暂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也要求“火线起义”。

比较曲折复杂的，是驻守在沈阳东郊的新1军暂53师的“起义”。

做为王牌中的杂牌，辽西战役后期，师长许庚杨就酝酿起义。10月28日，辽北军区和所属独1师进至东郊，许庚杨即派人与独1师晤谈，要求起义。10月31日，辽北军区同意暂53师所属三个团为起义。

当天，“林罗”两次来电，批评辽北军区先斩后奏，认为暂53师是在大兵压境下迫于形势，不能算起义，应按“反正”（即投诚）对待。

但协议已经达成，代表已经派出，功城和起义即将开始，来不及改正了。

11月7日，“林罗刘”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现五十三师整个建制仍未动开至法库（应为“开原”——笔者）整训，目前似乎只有承认该部起义的办法⑵。

军委复电表示同意。

后来，暂53师并未按起义对待，而被宣布为“反正”。1949年4月，起义后被授予“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三师”的暂53师，被解散了。

究竟是“起义”，还是“投诚”，有些“官司”直到1986年才有定论。

在宦海中行将灭顶的将校们，抓紧最后的时刻，用尽最后一丝气力，苦苦挣扎，讨价还价，拼命要在官场上保住一顶那怕是多么可怜的乌纱帽。

士兵们则见了“共军”就问∶谁管我们那？怎么还不“解放”我们啊？

离休前为某师副政委的张天铸老人，当时是“剿总”特务团二营六连中士班长。

老人说∶

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二营奉命到机场保护飞机，好让大员们逃命。飞机飞了，团长没了，营长也不见了。四连的兵提着枪到处找连长，说连长把他们多少钱揣跑了。回到营房，营副让把枪架在院子里，让大家进屋等着，也没说等甚么。第二天，听说四连跑光了，机枪连也没几个人了。六连刚从安徽征来不少新兵，东南西北还没弄明白，一个个哭眼抹泪地说∶你们到哪儿我们到哪儿，可别把我们扔了呀！

排长王福荫和我是老乡，都是长春人，南下到广西留在南宁军分区了。他说咱们回家吧，我们就走。当时也不知道长春解放了，廖耀湘完蛋了，反正就知道这国民党的天算是塌了，我们这些小兵蛋子也都成了“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

走到南湖，枪越响越密，不敢走了，躲进一个跑光的国民党大官家里。一天一夜没合眼，也不敢露面，不知外面怎么的了。第二天上午来几个八路，把我们吓的呀。他们看我们一眼，带搭不理的说，你们到楼上去住，下边要住部队，就走了。

王福荫说，这八路见国民党怎么不抓呀？还让咱和他们住一块，晚上若往上边扔颗手榴弹不完了吗？他说咱俩还是回营房吧，反正天塌下来大家擎着。

街上乱哄哄的都是兵，八路，国军，你来我往，谁也谁不管谁，那才有意思呢。八路东张西望，一双眼睛不够用了，国军有的问八路到哪儿集合、“解放”，有的想上去问又不大敢。有个背着个电台的国军，问我们是不是“解放”了，要跟我们走。有的手里摇晃着钱，去敲路边饭馆的门。过去老远见了，老板早就点头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