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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长带着人出来了，任达嵘也在跟着，不过任达嵘并没有和胡月说话，只是不着痕迹的点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胡月懂，这是避嫌。

狱长带着狱警们检查完了车上的器材和道具就放行了。毕竟这是之前都说好的，再加上任达嵘也在。犯不着为借个地方这点小事得罪任达嵘，得罪合胜合的前任一哥，因为是来赤柱，傻强对赤柱过敏，不止是傻强，连他那些小弟一害怕，所以就没人来咯。

其实也是胡月碰的巧，上次邵一夫就来借过一次赤柱拍戏，不过是在门口。没真正的进去，只是在院子里借借景，而胡月则是要深入进来，不止要进院子，还要进牢房。

邵一夫在拍完刀锋在赤柱的戏份之后捐了一笔钱给赤柱，最后赤柱拿来翻新监狱并且进行一些小规模的增添，胡月来借牢房，毕竟是少数的，可以把囚犯先关到新牢房里。这样一来两全其美，狱警不麻烦，胡月也不用赶时间了。

等一行人都进了赤柱，便开始从车上往下卸器材。除了胡月大部分的人还是第一次进入这地方，香港出名的苦窑，赤柱重型监狱。能被关在这里边的可都是穷凶极恶心狠手辣的角色，监狱长也只是提醒了一声就拉着任达嵘走了。人太多，任达嵘也不好和胡月多说什么。微微的留了个眼色就走了。

狱警们想来是早就被自家的老大给叮嘱过了，对胡月一行倒也算是客气，但是看管的很严格，走到哪里基本都有人跟着，胡月不经意的问了狱警几个以前的囚犯或者是狱警的名字，才得知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辞职或者调离了，不禁唏嘘，这下可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物是人非了。

胡月问狱警，“我想你们囚犯们出来望风还有吃饭的时候拍点东西，可以吗？”

那狱警思考了一会之后，摇摇头，“我做不了主，要问监狱长，不过监狱长今天没时间，要等明天，你今天先拍其他的。”

这种事情没法商量，只能服从，胡月无奈只能拿出剧本核对了一下，决定今天先拍胡月独角戏的部分，和李召基和成魁安的对手戏份留到明天和后台来拍这样子。

这也算是专拣硬的捏了，胡月的独角戏也是最麻烦的，也算是最简单的，场景角色都不是问题，难的是表演。

在吃住都几场戏里对摄影的要求都比较高，不止是技术问题，还有硬件问题，所以带的设备比较多，这狱警也是会做人，随口点了几个看起来比较老实的囚犯过来帮忙搬挪器材，安装机械，关金鹏则是在统筹着剧组的所有事情。

胡月目前要做的就是酝酿，酝酿，再酝酿！

因为胡月想的太多，想反射人性的光辉，想表达自由的渴望，但是真的能这么简单就做到吗？

不能，这是胡月的答案，因为这是他在尝试进入那种情绪之后的十分钟后得到的答案。

自由，人性，好可怕，也好伟大，更是好遥远好抽象的东西，或许是一个名词。

胡月找了个略微清静的角落就着台阶坐了下来，靠在墙壁上，微微的眯着眼，琢磨着，回想着，琢磨着剧本里的剧情，回想着自己的前世今生。

这是对自我灵魂的拷问和觉悟，愈发的深入，胡月就觉得自身愈发的渺小和卑微。

……

人都有向上之心，但在实践的人生中，沉沦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活在世界上，受的制约太多。我们都想只为自己而活，但是，又常常不可得。

规范得遵循，游戏规则要遵守，责任得去尽，还要努力取得成就，在这个贫乏却又激进的时代，成就只不过是金钱的代名词。

每个人都自觉的按照他人的眼光来过自己的人生，拿他人的意识衡量自我，而忘记了自己的本色人性和内心诉求。如果自己做不到这个社会所要求的，不用他者质问，自我就已经感到是一种犯罪。这种无理的罪恶感使得人都自觉的认同社会规则，并以此评价他人。对习惯于遵循规训生活的人来说，永远都不会有自由的一天，因为权力者的社会从来不缺乏规则，并且它还越来越多。假如遵循者突然自由了，他绝不会欢欣，他会感到自由对他的束缚。

这只是一个极端，可是，人们中的绝大多数，不都是卑微的活着吗？生存就是一切，规规矩矩的活着就是一切。

而人们仿佛生活在一个延绵几千年的骗局和谎言里，劳作，繁殖，忍耐，牺牲，然后死去，从未享受过生活的喜悦；人变成了生存的工具，成为生存延续自身的低价手段。

对大多数的人而言，存在不是为己的个体性存在，而是一种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