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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让我们来把“知识”一词分为“知”和“识”两个单字来想一想——这样大家更容易明白我的意思。

所谓“知”，无非就是晓得。

你知道一棵树是一棵树；一块炭是一块炭，非是别的。以此类推，世上的事物千般万种，你尽量多地晓得，这对一个人很重要。

你知道一棵深埋于地下千余年的树，它会变成煤或化石，因而你不会大惊小怪，不相信别人对此种现象的神说鬼论，这尤其重要。

所谓“识”，我想无非就是认识。

认识是一种较高级的思维活动，和想象是一种较高级的思维活动一样。

所知越多，所识越广。

逻辑上是这样。

但符合逻辑的，并不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一定是规律。更不意味着以其规律性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在你身上。也许，在你那儿，仅仅停留在“晓得”的层面，一直停留在“晓得”的层面。

人在被动的，甚而极不愿意的情况之下，也是可以“晓得”一些事情，“晓得”许多事情的。比如是学子的你们，并不喜欢某一门课业，为着考试过关，于是苦记苦背，于是“晓得”了某些“知识”。但，我要指出的乃是这样一点——那时“知识”一词体现在那样的学子身上，只不过是“知性”的一面，而并不见得同时也获得了“识性”的益处。

实际上，“知识”本身并无所谓“死的”、“活的”。只不过因人对它的态度而可作那样的分法。

“识”是只能在主动的情况之下才便于进行的思维。

有没有“识”的主动愿望，使人和人之间的区别那可就大了。

都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未必。

我在生活中见过不少不仅熟读而且熟背唐诗的人，然他们并不会作诗。偶作，也不佳。缘何？诗不仅仅是“知”的精神产物，它肯定是“知”和“识”相结合的精神产物。

钱钟书先生是大学问家，所知极其渊博。

但他的《管锥篇》、《谈艺录》绝不仅仅是“知”的丰硕文论，也当然是“识”的才集大成。

所以钱先生又简直可以说是大认识家。

学问不就是“知”加“识”么？

仅仅“晓得”，并不进一步从中提炼认识，那就仅仅是“大晓得家”罢了。

“大晓得家”并不一定顺理成章地是大学问家呀，也可能仅仅证明一个人的强记善记罢了。正如记数比赛第一名者，并不顺理成章地接近着是数学家。

诸位谁不晓得企鹅呢？

晓得企鹅是企鹅，多么简单的事呢！小时候从画册上或电视里、公园里见到了，别人告诉我们那是企鹅，于是我们就永远地记住了，一辈子都“晓得”了。

在寒冷的极地，企鹅们越来越多，越挤越紧密，我们晓得它们那是为了取暖。我们怎么就晓得了呢？或者又是别人告诉我们的，或者是我们自己悟到的。我们怎么会自己悟到呢？因为我们晓得寒冷是怎么回事，或者见过人在寒冷时挤在一起——这时，我们之所“知”，已促发着我们产生所“识”了。

但企鹅们是否会长久地聚在一起不改变群体状态呢？

不。

它们每隔一时，便会有秩序地，一只只从容不迫地，心甘情愿地移动起来。最外边的，转移到群体里边去；最里边的，无私地腾出地方，踱到外边来，像别的企鹅曾用身体为自己抵挡住肆虐狂风一样，自己也情愿那样……

晓得企鹅的群体竟还有这样的本能，我们之所“知”就又丰富了。却仍只不过还是所“知”罢了，还是“晓得”罢了。

但是，如果我们的思维活动，由企鹅们的这一本能，联想及人类的社会，设问人类的社会是否也是这样？如果不是，又为什么不是？如果是好，怎样才能是？难以如是的原因何在？……总之，若一路设问下去，那么，你对于企鹅之所“知”，就已然促使你的思维进行着“识”的较高级的活动了。

无论科学的，还是社会学的一切成果，都是在“知”的前提下不断有所“识”的成果。否则，后人不过像蚕一样，只安于一味吞食前人的“知”的桑叶，却并不吐出丝来。不“识”，又哪里就会有丝吐出来呢？那么，即使对于现成的“知”晓得再多，也不过就是一条善于“食知”的虫罢了！

诸君，万勿仅仅满足于“知”呀！尽管那可保大家考试得高分。分数面前，是一定不能含糊的，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必得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