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第2/4 页)

。一路上我在想，区区如我，毕生能做的，至多也是一枚带有某种文明光泽的碎片罢了，没有资格跻身某个遗址等待挖掘，没有资格装点某种碑亭承受供奉，只是在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碎得于心无愧。无法躲藏于家乡的湖底，无法奔跑于家乡的湖面，那就陈之于异乡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来踢去，也能铿然有声。偶尔有哪个路人注意到这种声音了，那就顺便让他看看一小片洁白和明亮。

七

第二天我就回上海了。出生的村庄这次没有去，只在余姚城里见一位远房亲戚：比我小三岁的表舅舅。记得吗，当年我初到上海时在钢琴边与我握手的小男孩，终于由于语言不通而玩不起来；后来“文化大革命”中阴差阳错他到余姚来工作了，这次相见我们的语言恰懊倒转，我只能说上海话而他则满口乡音。倒转，如此容易。　我就算这样回了一次故乡？不知怎么，疑惑反而加重了：远古沧桑、百世英纔，但它属于我吗？我属于它吗？身边多了一部《余姚志》，随手翻开姓氏一栏，发觉我们余姓在余姚人数不多。也查过姓氏渊源，知道余姓是秦代名臣由余氏的后裔，唐代之后世居安徽歙州，后由安徽繁衍到江西南昌，历史上姓余的名人很少，勉强称得上第一个的，大概是宋代天圣年间的官僚余靖，但他是广东人。后来又从福建和湖北走出过几个稍稍有点名气的姓余的人。我的祖先，是什么时候泊到浙江余姚的呢？我口口声声说故乡、故乡，究竟该从什么时候说起呢？河姆渡、严子陵时代的余姚，越窑鼎盛时期的上林湖，肯定与我无关，我真正的故乡在哪儿呢？

正这么傻想着，列车员站到了我眼前，说我现在坐的是软席，乘坐需要有级别，请我出示级别证明。我没有这种证明，只好出示身份证，列车员说这没用，为了保护软席车厢旅客的安全，请我到硬席车厢去。车厢里大大小小持有『经理”证明或名片的旅客和他们的家属开始用提防的眼光注视我，我赶紧抱起行李低头逃离，可是我车票上的座位号码本不在硬席车厢，怎么可能在那里找到座位呢？只好站在两节车厢的接口处，把行李放在脚边。我突然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第一次离开余姚到上海去时坐火车的情景，也是这条路，也是这个人，但那时是有座位的，行李里装着酒浸杨梅和霉干菜，嘴上嘟哝着余姚话；今天，座位没有了，身份模糊了，乡音丢失了，行李里也没有土产了，哐啷哐啷地又在这条路上走一趟。

从一个没有自己家的家乡，到一个有自己家的异乡，离别家乡恰恰是为了回家，我的人生旅行，怎么会变得如此怪诞？

火车外面，陆游、徐渭的家乡过去了，鲁迅、周作人的家乡过去了，郁达夫、茅盾的家乡过去了，丰子恺、徐志摩的家乡过去了……

他们中有好多人，最终都没有回来。有几个，走得很远，死得很惨。

其中有一个曾经洒脱地吟道：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车窗外的云彩暗了，时已薄暮，又想起了崔颢的诗句。淅淅沥沥，好像下起雨来了。

十万进士

一

最近一个时期我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其原因，可以说是“世纪性”的。

二十世纪已接近末尾，如果没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们看来要成为跨世纪的一群了。能够横跨两个世纪的人在人类总体上总是少数，而能够头脑清醒地跨过去的人当然就更少。称得上头脑清醒，至少要对已逝的一个世纪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感悟吧？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这繁忙的年月间，让目光穿过街市间拥挤的肩头，穿过百年来一台台已经凝固的悲剧和喜剧，一声声已经蒸发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达十九世纪末尾、二十世纪开端的那几年。在那儿，在群头悬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有识之士正在为中华民族如何进入二十世纪而高谈阔论、奔走呼号。他们当然不满意中国的十九世纪，在痛切地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他们首先看到了人纔的缺乏，而缺乏人纔的原因，他们认为是科举制度的祸害。

他们不再像前人那样只是在文章中议论议论，而是深感时间紧迫，要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慈禧太后在１９０１年夏天颁布上谕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有识之士们认为科举制度靠改革已不解决问题，迟早应该从根本上废止。１９０３年的一份奏折中说：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纔，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说这些英气勃勃的冲决性言词的是谁？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