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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学良也有一定责任。
就连张学良的部下、东北军著名将领何柱国也承认:“东北军的不抵抗,蒋介石固然要负主使之责,而东北军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53页。'“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曾多次指示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要采取不抵抗主义,张学良均一一遵照执行。
1931年6月8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对蒋介石的《告全国将士书》表示“钦服莫名”,愿率旅“唯钧座之命是从”。'《国闻周报》第8卷第23期,1931年6月15日。'7月间因万宝山事件,蒋介石在江西抚州给张学良拍发电报称:“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其利用共产党,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人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张学良复电也说:“努力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盛京时报》1931年7月15日。影印本,第79册,第449页。'
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8月又给张学良发一铣(代16日)电,内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6页。'
9月6日,张学良电令臧式毅代主席、荣臻参谋长:“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7页。'
正是由于张学良忠实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才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步步得逞。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解除了思想武装,对日军疯狂的战争准备毫无戒备,以致事变发生后缺乏有力的指挥,被日军各个击破。
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长期留驻北平,9月18日,得知沈阳事变消息时,他偕夫人正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东北边防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正在忙于为其父作寿。黑龙江省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留住北平;黑龙江省军政大权交其子万国宾代理,他在北平遥控,当时他最关心的是尽快将眷属家财由齐齐哈尔转哈尔滨再转天津。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父殁回锦州治丧,由军暑参谋长、省府委员熙洽代理。在沈阳城内的东北及辽宁省各机关军政要员,事变前也大半不在岗位。“九·一八”事变之夜,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未回军营指挥。3个团长,王志军在营中,张士贤当晚回家未归,王铁汉听到炮响才从家返回营中。因此,当日军突然袭击北大营时,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在兵力上占优势的中国军队大都不战自溃,丧失东北大片领土。“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方面关东军的正规部队约有1。04万人,另有在乡军人约1万人,满铁沿线的警察等约3000人,共计约234万人。而东北军的总人数约有30万人左右。除因军阀混战调到关内的11万人外,留在东北的尚有近20万人,其中驻辽宁6个旅,驻吉林9个旅,驻黑龙江5个旅,另外还有公安、警察部队。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边防军序列如下:
司令长官:张学良
副司令长官:张作相 万福麟
参谋长:荣臻
驻辽宁部队(张学良兼)
第7旅:旅长王以哲
第12旅:旅长张廷枢
第20旅:旅长常经武
骑兵第3旅:旅长张树森
洮(安)辽(通辽)镇守使:张海鹏(辖省防旅)
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辖省防旅)'东边道镇守使驻山城镇,管辖辽宁东边一带23个县。'
驻吉林部队(张作相兼)
第22旅:旅长苏德乃后为赵毅
第25旅:旅长张作舟
第26旅:旅长邢占清
骑兵第4旅:旅长常尧臣
吉(林)长(春)镇守使:李桂林(辖第23旅)
延吉镇守使:吉兴(辖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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