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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佳节排着队迫不及待地接踵而至。假如春节已经过去，情人节（清明、端午、三八、五一……明年的春节）还会遥远吗？今宵苦短，来日方长。与其兀自沮丧焦虑，何不满怀对“来日”的憧憬，搂着呼呼大睡的“去日”一起呼呼大睡一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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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文教父（1）

第一次听到黄霑先生略带嘶哑的声音以及不怀好意的奸笑，大概是在1980至1981年之间，地点是暨大的学生宿舍，午夜的收音机，大概是商业电台的节目。黄霑在那个节目里讲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除了这一句：“老友，你有冇睇过小电影啊？”

彼时彼刻，小电影我当然还没“睇过”，我还是一个刚从上海来到广州不到一年的大一学生。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当时就在心里为这声音下了一个结论：这是一个坏人，传说中香港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代表人物，大概就是此人吧。

认定黄霑是一个“坏人”，同样也不妨碍我在内心的更深处对他心向往之，即便是坏蛋，也属于后来我们说的那种“有趣的坏蛋”。后来，我陆续又读了黄霑的《　不文集　》，看了他的电影——主要包括《　大咸湿　》、《　不文小丈夫　》、《　不文小丈夫之银座嬉春　》、《　不文教父带你嫖韩日　》等一系列三级片，他的电视节目——例如《　今夜不设防　》、《　不文骚　》、《　三个光头佬　》等等。可以这样说，自始至终，黄霑“不文教父”的角色以及地位在我心目中就从未发生过动摇——我的意思是说，直到最近读到内地媒体对黄霑去世所作的报道，再根据我个人对黄霑先生的认识，前者显然需要一段时间来慢慢消化。

我发现，大部分内地媒体这次对黄霑先生的报道评介，从头到底都在说他写了多少脍炙人口的爱国爱港歌曲，对以上“不文”作品却只字不提。电视台在北京作访问时，知道黄霑的人不多，但只要一提《　我的中国心　》，情况便大为改观。还有网民发帖回忆道：“来自香港的张明敏唱了首《　我的中国心　》，一夜之间便红遍了大江南北……那首歌的歌词就是黄霑写的……当时我就想，这人真厉害。然后就等着他的下一首爱国歌曲出现。”

《　我的中国心　》同样也激动过我的中国心，但是，就我个人的生活经验而言，我的中国心同样也因同一作者倾情演出的“不文骚”而骚动过。张潮曰：“读佛经宜对美人。”意思是佛经太过出世，面对美人读之，有助于抵消掉“出世”的消极影响。若以此观之，观“今夜不设防”而高唱“我的中国心”，是否亦有助于抵消“不文”的消极影响，可乎？不可乎？实在是一桩难以设想之事。不过，对于从80年代初期开始消费香港流行文化的粤语地区的广大消费者来说，类似的事情后来一直也没断了发生，例如非粤语地区消费者在90年代对周星驰“很有文化的误读”。

真的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作这样的追问显然有失厚道。隐恶扬善，人之常情。问题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曾经为人师表者，何以编纂《　不文集　》并再版六十有一？爱国歌曲作者怎堪充当嫖妓导游？粗口爆棚，又如何在天主堂里口诵《　圣经　》？有识之士曰：“黄霑是一个矛盾又复杂的混合体，这恰恰就是他的魅力所在。”此言极是，惟一要补充的是，这个“混合体”其实既不矛盾，更不复杂。人性本来如此，至情至性如黄霑者，更加不足为奇。说什么复杂，道什么矛盾，不如坐下，饮杯茶，食个包，将这个性情中人的才情表演爱恨交加地细细欣赏。黄霑一直就是这样一个完整的性情中人。要论人性之复杂、之矛盾，更为合适的例子是最近被李欧梵摆上了学术演讲台的周星驰。

“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笑着回答，讲一声，我系我。”这是黄霑生前所作《　问我　》的歌词。我相信，此数语正是黄霑一生真实或比较接近真实的写照。站在一个观众的角度，一个（　大学文科生的　）中国男人的“真性情”，最起码被黄霑在戏上表演、发挥到淋漓尽致。2001年，黄霑在“百万富翁”名人版电视现场竟然把他至爱的女人的芳名“林燕妮”这三个字都当做粗口爆了出来。性情至此，夫复何求？真是爽到了最高点。

说到粗口，有一回我在广播道附近拦了辆出租车，上车不久，司机就按捺不住地感叹道：“你上来之前，黄霑刚下车。我真搞不懂，他老人家一路在讲手机，粗口不断，但是一上电视或电台，滔滔不